利玛窦的宣教活动
   杨爱程
   
    利玛窦(Matteo Ricci) 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奇拉达市(Macerata)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他父亲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准备将来作律师，然而他却加入了耶稣会，作了修士，并决心去海外宣教。他于1577年被差遣赴远东地区，于1582年到达澳门。一到那里，他便立刻开始学习中国官话(国语)。
   

    就在他到达澳门的第二年，他和罗明坚(Michael Ruggerius)一起在广东肇庆市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虽然明朝对外国人入住内地的限制仍未放松，但是由于罗明坚曾为当地官员处理涉外事务做翻译，深得赏识，因而特许他在城内居住。他们最初虽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但也没有公开他们的宣教意图，只是说他们对中华文明仰慕已久，因而来此学习中国的典章文化。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向来访者指出欧洲的国家在那里，有时也送一些钟表之类的小礼品，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等他们认识了一些当地儒生和官员后，便进一步和他们探讨学问，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样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宗教信仰方面来。
    在这里，利玛窦继续学习中文，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到一年，他已经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他研究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想多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以便寻找一个向中国人传教的适当切入点。
   
   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以为中国的和尚和他们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当，都是职业宗教人士、僧侣，都不结婚，所以在初次进入内地时，特意穿上袈裟，剔了光头，装扮成和尚的模样。后来才发现，和尚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反而是儒生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进可为官为宦，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务；退则成为绅士，仍然是一乡一镇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便脱下袈裟，改穿当时儒生的服饰，以便赢得民众的尊敬和儒生、官吏的接纳。
   
    他们的这一宣教策略是植根于耶稣会，甚至整个天主教的传统之中的。自从第三世纪康士坦丁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强制国民改信该教以来，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着力点，力促一国一族自上而下地改变信仰，归入教皇的名下。罗明坚和利玛窦争取儒生认同的目的，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掌握着通往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只有靠着他们，才能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最终接近中国的皇室。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就有可能逐渐感化他们，并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中国的「康士坦丁大帝」来。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也为达成那个看似遥远的目的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他们结识的一些官员帮助下，他们于1585年去内地旅行，并一度到达杭州。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不久即去世，中国的宣教工作便完全由利玛窦负责。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被逐出肇庆，但他们又在潮州建立了据点。他于1594年进一步深入内地，一直到了南京，但不幸被逐，却在江西省的南昌落下脚。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但未能找到落脚点，只好回到南方，在南京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位真正对天主教教义感兴趣的儒生，其中就有中国天主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徐光启(Paul Hsu)。徐光启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后，对他家乡的普通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故乡徐家汇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古老、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1601年，利玛窦的长期努力有了结果－他终于成功地进入北京，并被准许居留下来。由于他对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广博知识以及他对中华文明所表现的认同和敬仰，他很快就成了京城里儒生和大小官员最喜欢结交的人物。据说有很多儒生，其中甚至有翰林学士，都改奉天主教了。1610年，在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下，耶稣会修士们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据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并被埋葬在皇城内某个太监家的后院里。
   
    利氏虽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他心目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开辟的宣教工场，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对与天主教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为其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门户，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信徒，并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据点。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文载《真理报》2000年5月号)

此文于2008年06月24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