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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景教和天主教 元代的景教和天主教
杨爱程
景教在唐代传播二百多年之后,因为在唐武宗对佛教的镇压中受到株连而消声匿迹。在那之后的四百余年里,再也没有任何基督教教派在中国存在的痕迹。直到第十三世纪蒙古人在中国建立了元朝(1260-1368)之后,景教才再度传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成吉思汗的儿子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一位景教信徒。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元朝统治者对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不过,元代景教的中文译名则变成了「也里可温教」。这个教派也没有在中国人民中间留下很大的印象,据西方史家的说法,当时除了少数蒙古贵族之外,参与该教派活动的大多是蒙古大军从中亚、西亚及东欧裹挟而来的雇佣兵或者战俘以及来华经商的人士。这个教派在元末明初的大混乱中再次失去踪迹,以后就再也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过。
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来到中国的最早记录,应该是波罗兄弟,也就是著名的马可.勃罗的父亲和叔父。他们于1266年到达元朝首都,并接受忽必烈汗的召见。据说忽必烈曾要求他们回去后转告教皇,请他差遣一百名传教士到中国来,宣扬基督教教义和西方文化。教皇虽然没有派出那么多的传教士,但他们二人带着马可.勃罗再度从罗马出发时,确实有两位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随行,可惜这两人只走到中东一带地方,就因遇到战乱而折返意大利。而三位波罗先生则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
马可.勃罗在中国居住十六、七年,甚至作了中国的官员。但他不是传教士,好像也没有从事任何传教活动。在他所写的游记里提到,他在中国至少十多个中心城市里,确实发现有信奉基督教的群体存在。在甘肃境内的甘州,甚至还有一个景教的主教区。在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也有很多景教信徒。在开明的蒙古统治者保护之下,他们似乎可以相当自由地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
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意大利孟高维诺地区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在有些中文史学书籍里干脆把他的出生地当成他的名字,说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就是「孟高维诺」云云。)他的出现引起了景教徒的恐慌,他们的抵制对他造成了很多困扰。但他坚持下来,于1299年在北京(大都)建立了第一所教堂,到1305年已经有了六千多名受洗的信徒,并开始建立第二处教堂。
消息传到罗马,教皇非常高兴,于1307年任命约翰为北京(大都)教区的大主教,并总领整个远东教务。到了1313年,又有六位方济各会修士被派来华,只有三位最终抵达。其中来自裴路加的安得烈(Andrew of Perugia)被派往福建泉州,在那里展开传教的工作。约翰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初去世之后,教皇于1333年任命尼柯拉斯(Nicholas)为大主教来接续他的工作,然而他却死在路途中。可是,在约翰留下的空缺还在等待填补之间,元朝的统治却已经开始陷入混乱之中。在元末明初的历史大变动中,那些外来宣教士可能与其保护者(蒙古统治者)一道,被反抗蒙古统治的汉族人驱除了。
在天主教传教士于一百多年后再次来到中国时,元代景教(也里可温教)和天主教留下的痕迹早已烟消云散,所能找到的只是一些零散的文物片段而已。而这两个教派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可以带给人那怕一丝一毫的联想。(文载《真理报》2000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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