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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从商纪略: 二、 起步(2张图)
陈尔晋
1998年6月
1992年12月底，全益公司办理完法定登记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
【一、我得以创办全益集团公司的原因：因为我1991-4-3出狱后，按照中共中央安排，云南省司法厅已经把我送交辽宁省公安厅，由辽宁省公安厅负责对我的监控。而辽宁省害怕我这样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民运祖师爷”到时候在东北搞“地震”，所以生方设法要把我这个“大定时炸弹包袱”甩掉。因此当我回故乡的时候，他们有意不把中央有关对我严密监控的规定通知云南。加上斯时全国正在劲吹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的风，宣威人大都知道陈（尔晋）浦（卓琳）两家是世交姻亲，而且，重要的是，乡亲们知道我因为写出《特权论》上书毛泽东，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调到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干部群众大都认为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得以“杀回马枪”钻了这个“空子”，创办了全益(集团)公司。
二、公司董事会由当时宣威几家重要的企业法人代表组成：宣威钢铁厂厂长耿成万（党员、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周蓉珍（宣威榕城联营社经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宣威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优秀企业家）、宣威铁工厂张家龙厂长（党员、优秀企业家）、宣威榕鑫冶炼厂厂长耿正先（优秀企业家）、宣威鹏程中医院院长傅安（党员、优秀企业家）。董事会选举我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注册资金由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和所承担的流动资金经工商管理局核实构成。
四、公司全名：云南省宣威全益开发公司。
五、公司名称含义：“宣播威德（宣威地名是“宣播天威”的缩写）需要全方位开发，广种福田必令普天下受益”（事实上我当时被骗——后来几乎为此而牺牲在西北——在等待着一个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因此在选择使用这个公司名称时，我内心深处也有“经商非使命，权宜暂栖身”之意）。】
公司旋即聘请了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国家出版署特邀顾问钟沛璋先生（详见附件1:《钟沛璋先生近照及简介》）担任本公司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发行全球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华声报》于1993-3-16日各以半版篇幅刊登了全益公司招商引资广告（见附件2：《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3-16日影印件照片》）。这是第一次且是私费全面地系统地向全世界介绍宣威资源与市场的广告。
同时，公司亦聘请了前云南省财政厅厅长赵华先生担任了本公司名誉董事长【宣威市刚刚卸任的人大常委主任宰顺祝先生担任地方顾问】。1993-7-19日，在紧缩银根的严峻形势下，全益公司成功地引进400万资金全部一次性到位，分别注入宣威建行、工行。
至此，全益公司在短短的时间内从零起步，跨越了原始积累的漫长阶段，跃上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这本是一个可以迈向辉煌的起点。然而——
【待续】
《起步》附件1:钟沛璋先生近照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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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先生是浙江镇海人。1923年生于上海。1943-1946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由吴学谦介绍入党。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即以他和夫人陈敏女士（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首都女记者协会副主席）地下工作的真实故事为原型。1949年创办华东青年报，任总编辑。中共建政后，负责创办了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山东。1978年重返中国青年报社任副总编、总编。1980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后，重振共青团，有意建立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决策智囊团，中央决定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筹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钟沛璋先生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国青年报总编的身份，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副组长（正组长是张黎群先生），继后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我在第一次出狱、结论待作的情况下，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再次不顾个人安危，乘民主墻还短暂存在的时机，断然决定把《特权论》诉诸人民，贴上了民主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钟沛璋先生对《特权论》非常赞赏。在张黎群先生还没有从浙江大学来北京赴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的情况下，就决定并且以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的名义，联合发函到我原单位云南省宣威煤机厂，特意把我从云南借调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当时用人制度还不能从体制外边疆基层企业单位直接调人到首都中央机关工作，更不用说家庭出身是“地主子女”的非党非团人士了。
1981年中共中央9号文，把我打成全国“两非（所谓“非法组织非法刊物”）反革命集团首犯”,指控《特权论》“给‘两非’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我1981-4-4日于南京被首先抓捕后，钟沛璋先生因为《特权论》而决定借调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事，被迫写了“检查”。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胡耀邦先生主持中央工作，事实上并没有因为钟沛璋先生赞赏《特权论》及其作者而怪罪钟沛璋先生，反而随即于1982年把钟沛璋先生升任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主管全国新闻工作。同时兼任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
胡耀邦先生遭到废黜后，青少年研究所被指控为“事实上的团中央”，遭到撤销。钟沛璋先生改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研究员、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卷》主编、《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主编、《民主与法制》总编辑、东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创办和主持过卓越出版公司等。
钟沛璋先生算得上是一位相当典型的传奇性人物：他不仅如同张黎群先生一样,是共青团元老，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而且，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是大学同班同学，也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团中央共过事。无论是在上海交大校庆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校友江泽民座谈共进宴会，还是在最近四川大地震之后，钟沛璋先生都一秉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直言讽谏（请参看附件：《钟沛璋先生近期言论和文章》）。
尤其有意思的是，钟沛璋先生除了以上和先后几任中国最高统治者有着特别的交往外，还对《特权论》作者有知遇之恩，堪称当代伯乐，与“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提出者陈尔晋（陈泱潮）有着深厚的师生挚友之谊——在我第二次坐了10年大牢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生活保障，而且是在负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被中共公安部当作特别重点监控对象的严重情势下，钟沛璋先生毫无顾忌、毫不避嫌、毫不势利地，慨然接受我的邀请，义务出任我这个“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创办的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的顾问！这是何等的侠肝义胆！这是何等的器重人才爱惜人才！这是何等的坚守公义、何等的具有慧眼！
书至此，我不禁回忆起和钟沛璋先生以及钟师母相处的种种感人至深的细节。钟沛璋先生有一次约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在路上意外耽误了好长时间，可是他们全家老小一直等我到了才开饭！在云南曲靖党政代表团出访上海，举行全益公司和绿谷集团签订万吨黄磷厂合作项目的时刻，适逢钟师母赶来上海，帮助动员整个上海宣传部门电视电台报刊杂志，举行了大型的记者招待会，对东西部云南曲靖与上海的合作，作了非常即时和成功的重点报道……
我和钟沛璋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夏天，我依约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去见钟沛璋先生。门房通报后，我上得楼来，只见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型中年人站在楼梯口。我心里正诧异这人像个高级干部，怎么站在这里等人呢？想不到这人见我上来，就很和蔼亲切地主动先问我：“您就是陈尔晋同志吗？我是钟沛璋。”随即很热情地和我握手，在前面领我到他的总编办公室……谈完话后，又亲自把我送到楼梯口，态度非常亲切非常友好。作为领导人对我这个年轻人的这一迎一送，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饱受欺压的“地主子女”、刚刚才从面临被枪毙的危险脱逃出来的幸存者而言，当时内心着实受到深刻的感动，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钟沛璋先生著作有：《献给正在思考的大学生》、《奋起集》、《时代召唤着新人》等。
《起步》附件2：《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3-16日影印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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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附件3：钟沛璋先生最近言论文章
钟沛璋：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2008-03-12 09:08:21
http://news.163.com/08/0312/09/46QSS1OE000121EP.html
“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长文的题目。当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情：北京丰泽园饭庄的厨师陈爱武，向中国青年报社反映，商业部部长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请两位记者去调查，发现确有其事。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本报记者马北北、李鹏图采写的通讯，标题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记北京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报道中说：“（丰泽园）饭庄时常有一些‘特殊宾客’来光顾。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名之曰‘吃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1977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达16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
这一天的报纸，还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
报道和社论刊发以后，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天，王磊就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他还分别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信，表示感谢批评，并愿意补足少付的钱款。同时，王磊请商业部党组把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
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现在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一位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大家感到很振奋。《人民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还发出通报，批评王磊的错误行为，表扬了陈爱武“敢于揭露问题，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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