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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作者光明磊落的从商实践（图）
——全益(集团)公司缘起、组织结构、注册资金来源、引进400万资金的用途与结果
陈泱潮（陈尔晋）
2008-6-18
一、全益(集团)公司缘起：
因为我1991-4-3出狱后，按照中共中央安排，云南省司法厅已经把我送交辽宁省公安厅，由辽宁省公安厅负责对我的监控。而辽宁省害怕我这样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民运祖师爷”到时候在东北搞“地震”，所以生方设法要把我这个“大定时炸弹包袱”甩掉。因此当我回故乡的时候，他们有意不把中央有关对我严密监控的规定通知云南。加上斯时全国正在劲吹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的风，宣威人大都知道陈（尔晋）浦（卓琳）两家是世交姻亲，而且，重要的是，乡亲们知道我因为写出《特权论》上书毛泽东，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时调到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研究工作，干部群众大都认为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得以“杀回马枪”钻了这个“空子”，创办了全益(集团)公司。
二、全益(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公司董事会由当时宣威几家重要的企业法人代表组成：
宣威钢铁厂厂长耿成万（党员、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周蓉珍（宣威榕城联营社经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宣威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优秀企业家）、宣威铁工厂张家龙厂长（党员、优秀企业家）、宣威榕鑫冶炼厂厂长耿正先（优秀企业家）、宣威鹏程中医院院长傅安（党员、优秀企业家）。
董事会选举我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全益(集团)公司名誉董事长由我出面聘请了担任过12年云南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的赵华先生担任。
全益(集团)公司顾问由我出面聘请了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国家出版署特邀顾问钟沛璋先生（详见附件1:《胡耀邦谈陈尔晋（陈泱潮）》；附件2:《全益公司顾问钟沛璋先生近照及简介》）和宣威市刚刚卸任的人大常委主任宰顺祝先生担任。
三、注册资金来源：
全益(集团)公司注册资金由以上企业固定资产和所承担的流动资金经工商管理局核实构成。
四、引进400万资金的用途与结果：
全益公司员工竭尽努力昼夜抓紧，边立项、边审批、边征地、边建设，国营企业建同样的厂需要3年多时间，而全益公司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当时宣威境内可说是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铁厂建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负有剥夺政治权力5年附加刑遭到中共严密监控、被中共打入重点另册的“‘两非’反革命集团首犯”、“给‘两非’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特权论》作者陈尔晋，大无畏地选择全益冶炼厂于1994-6-4点火开炉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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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胡耀邦谈陈尔晋（陈泱潮）
——摘自《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13、14）
陈泱潮（陈尔晋）
（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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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上篇
1、我的“或从王事”（推背图47像讼卦爻辞）传奇经历
2、中共决策层赋予筹建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任务
3、张黎群先生概况：完全可以说是胡耀邦先生的心腹股肱重臣
4、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名副其实是“庙小神灵大”
中篇
5、我被物色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缘由
6、深刻难忘的第一印像
7、不耻下问，虚心追求新知
8、热情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
9、改革开放后鲜为人知的第一次学潮
10、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11、“我们党对农民是犯了罪的！”
12、行船偏遇打头风：忽遭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下篇
13、又经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14、“您的那位学生说的很透彻……实在是三难得啊！”
15、耀邦最后岁月两首有关文章、理论、学术的诗词
16、泪撒耀邦书房
17、胡耀邦的遭遇甚于屈原尽忠受谗的遭遇
18、耀邦才真正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19、真是胡耀邦传人，就必须下决心、有行动，切实执行胡耀邦政治遗嘱
20、胡耀邦的政治遗嘱
21、本文和《特权论》是对胡耀邦政治遗嘱的有力佐证和诠释
22、张黎群问：谁有福气来摘取开创党团宪政民主万世基业的桃子？
23、胡耀邦是中共的异数
24、胡耀邦～张黎群先生们的局限
25、今日中共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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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又经过10年铁窗烈火熬烤之后，重见张黎群先生
我这次重新入狱，从1981年4月4日～1991年4月3日，一天不少，整整10年。出狱后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仍然如同在狱，受到十分严密的监控。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我未能及时和青少所的故旧领导取得联系。
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之后，对我的监控有了一些松动，我才到北京万寿路甲15号张黎群先生的家中，去拜望张老。
经过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度巍巍然不可动摇的前苏联及其东欧所有卫星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向民主化的和平演变，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我《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的论断和预言的正确性！而耀邦先生已经去世，邓小平89/6.4悍然开枪镇压学生运动，而我自己又经受了10年铁窗烈火的熬烤，母亡家破妻离子散，满头白发……
在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之后，张黎群先生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你怎么能去搞组党活动呢？这使我们，使耀邦都无法为你讲话！否则，凭你的才干经历，凭你和他家（他边说边用手指着他客厅壁上挂着的一幅邓垦写的条幅）的关系，你这10年要为国家做多少事……”
14、“您的那位学生说的很透彻……实在是三难得啊！”
接着，张黎群先生又拿一张他在胡耀邦先生去世前不久，在胡耀邦先生书房拍摄的照片说：“就在这次我去看望耀邦时，他还提到你。说：‘还是您的那位学生说的透彻。我们党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问题，他都说的很透彻……这个人真是文章难得、精神难得、人才难得！实在是三难得啊’……”
这使我不禁想起在我们这批民运骨干被抓之后，耀邦提出的三宽方针：宽容、宽和、宽松；不禁使我想起耀邦在位的那些年，每年特别是有大一些事情的时候，例如1982年修改宪法、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1984年整党宣布胜利结束……都有北京来人到监狱询问我有些什么想法，我隐隐感到耀邦的关注，所以我都直言不讳。
例如，1984年宣布整党胜利结束那次，谈话之后，我还交给来人两大册精心分类编辑好的剪报，通过这些很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勒要勾玄主题明确重点突出的剪报，不仅一目了然看得出党的腐败在加剧，而且，我把我对他们谈过的对宣布整党胜利结束的看法和主要意见，又白纸黑字明确写在扉页上：
“陈尔晋狱中对中国共产党宣布整党胜利结束的看法和意见
整风这种方式在共产党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掌握政治经济合一这种生产方式操控权的时候，在强敌压境、生死攸关之际，或许有效。但是，存在决定意识。共产党进了城，建立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情况下，共产党掉进了特权腐蚀剂中，根本不可能通过整风的方式来避免共产党的腐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我们看看建国以来，共产党历次的整风效果吧：1957年整风，整出了老虎屁股摸不得风和假话风，大大伤害了国家的元气！文化大革命整风，整出了派性风和个人迷信风，全国大发疯！这次是第三次整风，整出了什么风？在我看来整出了破伤（商）风——全党以权谋私、以权经商，大刮特刮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严重的腐败风！如果再不重视我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如果再不弄清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特定内涵，不及时进行民主化改革、不及时建立民主制度，如果再继续迷信整风可以防止中国共产党的腐烂变质，我断定：在宣布第四次整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中了风！
——陈尔晋写于云南省第二监狱”
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长文：《弄清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刻不容缓》交了上去……
正因为有着以上这些证据确凿的事实和故事，我才敢于在《问胡曾谁最具变数？——也谈曾庆红的历史机遇》一文中强调了这样的话：
“在今天提出：‘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博览群书，追求新知……’意味着什么？敢不敢像胡耀邦阅读《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一样，正视共产社会制度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敢不敢正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关于现存共产社会制度势必产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明确论断？敢不敢按照《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论》）所指出的方向，建立民主制度？”
（《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全文）]请看http://boxun.com/hero/2007/chenyc/42_1.shtml ）
附件2:全益公司顾问钟沛璋先生近照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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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先生是浙江镇海人。1923年生于上海。1943-1946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由吴学谦介绍入党。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即以他和夫人陈敏女士（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首都女记者协会副主席）地下工作的真实故事为原型。1949年创办华东青年报，任总编辑。中共建政后，负责创办了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兼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山东。1978年重返中国青年报社任副总编、总编。1980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后，重振共青团，有意建立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决策智囊团，中央决定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筹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钟沛璋先生以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国青年报总编的身份，兼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副组长（正组长是张黎群先生），继后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
1979年我在第一次出狱、结论待作的情况下，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再次不顾个人安危，乘民主墻还短暂存在的时机，断然决定把《特权论》诉诸人民，贴上了民主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轰动。钟沛璋先生对《特权论》非常赞赏。在张黎群先生还没有从浙江大学来北京赴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的情况下，就决定并且以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的名义，联合发函到我原单位云南省宣威煤机厂，特意把我从云南借调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工作——当时用人制度还不能从体制外边疆基层企业单位直接调人到首都中央机关工作，更不用说家庭出身是“地主子女”的非党非团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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