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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的呐喊——“救救孩子！”
发于“64”民运19周年之际
本文写于我第二次被囚于中共的监狱中，被关押1年有余的1996年5月，我因“89、64”被中共关了3年，这次再入中共大牢，并不傻的我不被一些亲朋好友理解。故而，我写了此文，以表白我思我想，算是对世俗社会的回答，和我人生态度心迹的表露。
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华民族曾被称为“东亚病夫”，被比着“华人与狗”同类，被外国人瞧不起。翻开世界地图，看到中国的块头并不小，然而，在六大洲，四大洋上，中国的名片，中国的身影，中国的建树却难以寻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我们曾听到过“洋钉”、“洋火”、“洋锹”等等的发声，在我们长大成人，社会主义已经建设了47年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大地上到处是“洋车”、“洋装”、“洋货”。谈论原装进口和使用原装进口货的是有身份人的专利。
以前，我们曾敢提要同印度比，现在却只能说要达到印度的某种水平；过去，我们曾提出过“超英赶美”，或许是中国地处亚洲，离北美洲、欧洲甚远，赶不上，所以，现在我们提“追赶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落后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前苏联老大哥都放弃了73年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国却在继续喊“坚持一百年不变”，┅┅
中国人喜欢喊口号，特别喜欢奉承、赞扬、简单、省劲的口号，喊得一个个人飘飘然，喊得一群群人愚昧无知。从历代人都听到的“万岁！万万岁！”“奉旨龙恩”，到现代人常喊的“大救星”、“最高指示”，“一年比一年好”┅┅。口号喊得多，人民群众却得不到什么；语言表达到上升了高度，人民群众的权利却下降到低度。喜欢听好听的话是丑陋的中国人低劣心理的需要，而让人伤心，刺人心寒、所谓不吉利的话，中国人是不爱听的。因此，中国人很严肃，缺乏幽默感，很呆板，思维活力差。不同的话语习惯培养出不同的心理态势：或者使人精神，或者使人懒散；或者使人思索，或者使人颓废；或者使人犹如活鲜鲜的人，或者制造一具具僵尸。
鲁迅先生喜欢讲中国人不愿听的话，或听不懂，不敢懂的话。在他的《狂人日记》一文中，鲁迅先生借用一个不合时宜的狂人之口，向世人发出“救救孩子！”让人惊心肉紧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有多少人敢懂呢？！
中华人在其他人类大踏步前进的文明时代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在别人从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时候不知干什么去了！不知天外有天的中国人突然在1979年才发现，自己被世界抛弃在最落后国家的位置，处于世界倒数第34位。经过十年“改革开放”的1989年，认为自己已经进步了的中国人再次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在继续落后，已经落后到世界国家排名的倒数31位。与中国共伍的国家除了部分是由于天然地理环境恶劣不适宜发展外，其它国家都与我们中国相同，有一个类似的国情。
这个国情就是搞强权，拒绝民主制度：以专制治理来阻塞人的耳目，使人长期生活在黑暗封闭的社会里；设置障碍，掩盖人的口鼻，让人丧失说话、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一个思想一个主义，僵化人的大脑，使人的创造性下降到白痴的水平；处处关卡，凝固人的四肢，让人不能站立，像狗一样爬行。在专制制度的治理下，人们对多么美好的向往都失去了向往，对多么幸福自由的生活都失去了追求的兴趣。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又与我何干！即使有长期心向往之而口不敢言之的压抑，民众早有求发展的雄心壮志已经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与其他民族比美的欲望。
专制社会早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到没落腐朽的死亡时刻。这个社会的死亡期太长，以至带给我们民族的苦难太多。正如人们熟知现代社会观念“安乐死”一样，当人在病魔的垂死挣扎中时间拖得越长，不但自身病痛越大，同时，也给身边亲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精神打击，更不谈经济财产的浪费。专制社会的死亡期太长，它不但把华人折磨得不如“狗”，而且，还叫整个华人社会变成了不知方向和真相的“盲人国”，只知钱财和权势的“残疾人社会”。
乌呼！
一个遍地“残疾人”的中华！
乌呼！
一个失声的“聋哑人王国”！你还能够站立起来吗？你在肉体和物质上即使曾经有印地安人的辉煌，可是，你在精神灵魂上的毁灭和空虚却会步印地安人的后尘。不是我要狠心的赌咒你，我可怜的族人，不是我喜欢说不吉利的话，我盲目自满的民族，而是事实上你还在继续走盲人瞎马的老路。
目前你认同的“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一步，感觉一步，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方案”，“摸起石头过河”的决策就是走盲人瞎马的老路。
盲人过河是摸着石头过的，但仅限过一条小河沟；路也是摸着走的，但仅限其熟习平坦的老路。如果遇到大江大河，崎岖不平的险路就摸不过去了；要跨洋过海就想都不敢想了。所以，盲人从不敢出远门，从不会有愿景，只能在家门口小打小闹的自转，过着封闭式的生活。
盲人们行动迟缓，胆子小，是怕摔跟头，这是天性。因此，任你喊“胆子再大一点，步伐再快一点”都不起作用。何况我们的盲人政策是“摔过跤的一律不得再重新录用”。
盲人们很注重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对所有必经之路的关口都立起了路标。盲人国根据国民的生理特点，为了长治久安，“稳定压倒一切”的目标，发扬了老祖宗修长城的传统，在盲人国居住的四周筑起了“四堵高墙（即，四个坚持）”，还设置了防止走“自由化道路”的警戒线。防止生活在黑暗社会的盲人们知晓自由民主的灯塔，听闻到五彩缤纷世界的消息。盲人们永远被封闭而不自知，永远自豪地感觉到高墙内生活胜过外面的世界。
生活在高墙内的盲人们心理承受力自然差，且还要讲面子。这样一来，对外面世界里健康人的自由生活常会起仇恨，就是光明世界里的人们对他们善意的帮助他们也会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敌意。继而，由忌妒、好面子的自尊心会产生敌情意识，敌视阳光、敌视向往自由的人和自由世界的一切。譬如，把向往自由的人扣上“资产阶级”，或者“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自由世界则被称为“敌对势力”的存在。
盲人国里的人不存在奇谈怪论的异想天开，他们称外邦人热爱自由的生活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外邦人称中国人选定的共产主义道路的生活为“吃饱肚子、生孩子”，猪八戒式的要“生存权”的生活。
的确如此，共产主义道路最符合盲人们的心意，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盲人们清楚，自己能力低，不可能有什么发明创造，而吃大苦，耐大劳的干活自己也干不了，精耕细作更谈不上。“各尽所能”，我们的手脚不闲就是了；“各取所需”，好！我们拥护共产主义！
我们拥护“公有制”，公有制符合我国国情。国家控制资源，控制物品的分配大权，乃至掌控人的生命。我们盲人虽不会造飞机，我们可以用国家控制的资源去换飞机。社会主义能办大事也好，别人说是瞎折腾也好，只要我们能吃喝玩乐就行。大国家主义，“人浮于事”是正常，机构庸肿也正常。“懒、散、软”是我们盲人“大国家小社会”的本性。
我们盲人不知道什么为前进与落后，不知道什么为公理与是非，不知道什么为尊严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我们天生地就看不见方位、评判不出是非、分不清何为公理。任凭你怎么呼唤良知，亟需扶持社会正义，述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设立“见义勇为奖”，都与我无关。
近期的《黄金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尊严重于生命”的文章，记当代男人——深圳蓝意物业清洁有限公司的田锋。田锋因主持正义，遭到暴徒殴打受伤，在生命垂危之时，围观的数百上千盲人都无动于衷。事后，田锋就没有责备他们，他理解盲人们，因为，“见义勇为”是要看得见才能“勇为”的，盲人们看不见怎能“勇为”呢！
所以，田锋说：“我们不要一味地指责那些沉默的羔羊（盲人），更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们良知的泯灭。但愿一个又一个英雄的血和精神，能够病愈唤醒那众多麻木失明的神经，共同浇灌出一个活泼、有序的文明社会。”
徐志摩说：“无理想，无正义感的民族必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穷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个人精神的颓废，和丧失了对真理、正义、愿景的向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只追求经济，放弃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只图解决盲人、残疾人的吃饭问题，放弃了最重要的扫盲和恢复残疾人健康的问题。这样的改革能病愈中国吗？能让东方睡狮猛醒吗？这种怕违背祖训，怕到马克思那里去被逐出师门的改革还不如北宋古人——11世纪时的改革者王安石。王安石敢提出“三不足畏”，邓小平敢吗！
“救救孩子！”
“救救中华！”
“擦亮眼吧！睁开眼吧！”沉默寡言、体单儒弱的中华盲人！
有多少人为唤醒你不惧怕强暴！有多少人为你发出“SOS”而遭受监禁！
究竟为什么你是这样的顽固不化？究竟为什么你总是在导演那么些的历史悲剧？究竟为什么你不愿汇入世界文明的潮流？
一个一个的疑难问题，就像一个个斯芬克司之迷炼狱着中华民族，折磨着中华民族。盲人国的臣民们，你们能够解开盘踞在黄土高原上的狮身人面兽的谜底吗？
要知道，如果我们再攻破不了这前进路上的拦路兽，我们民族就只能永远生存在暗无天日的盲人国里无重见天日之时！
有勇敢者鲁迅先生和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去揭秘。鲁迅先生在他的《狂人日记》一书中讲述：翻开每一本书，横竖看不出里面写了什么，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想，才发现满本书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言道：“以其让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民族无力站立起来，不如让我们的文化彻底消亡。”
原来，斯芬克司之迷就是我们的文化。那个养育我们，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成长的文化。它是全体中华民族生活的指南，行为的手册，思维的模式。它是隐藏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律法，习俗习惯和标准话。这个文化在吃人的社会里生长、壮大，吃人是它的天性。哪怕吃人的社会已经老掉牙，它仍可借着惯性继续开创出一个吃人的新社会。
人是环境的产物。更确切地说：人是文化的产物。什么样的文化培养出什么样的人物。
我们的文化历来排斥异己“独尊儒家”，共产党继承了这种专制文化的本性，独尊“党文化”，排除对立面。“中华的孩子”在这种党天下文化里成长，哪里会健康发育出明亮的双眼呢！哪里会有健全的思维能力呢！
是该淘汰旧文化的时候了！是党文化该进马克思坟墓的时候了！驱除党文化！创造出一个新型公民社会的文化！这是每一个受到过文化毒害的人的呼声！是我们民主人士的一个长期任务，同时，是时代刻不容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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