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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左”的极端代表—读吴敬琏先生《“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有感
洪 海
前几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向全社会发出了严重警告：“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该文使全社会引起了极大关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是，由于中共的恐惧，很快就被删得无影无踪了。中共当局的那些当权者们最害怕吴老先生说的那个“左”字。最担心被人们指斥为“左‘的极端代表。所以他们看到后立刻下令：删了。
在该文中，吴老先生主要以西班牙近现代史上社会转型的血腥惨烈来警醒国人、警告左右极端代表，特别是极左分子，其目的是希望中国社会能够由共产专制和平过度到共和民主上去。他说：“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那么，在当今共产专制极权中，谁是“左”的极端代表？是谁将民主政治改革仅仅“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难道不正是以贾庆林、温家宝、吴邦国、胡锦涛为代表的当权者吗？先是贾庆林跳出来扬言：“我们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继而有温家宝鹦鹉学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管一百年。最近，在西藏问题上，在一系列内政外交上，中共受到了国际民主社会的强大压力，又抬出吴邦国吼叫：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大家看看，他所说的“积极借鉴”是要拿“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巩固共产党的专政地位，是妄图更加专制独裁，根本就没有半点要实行真正民主的意思。就象西藏或其它民族自治区没有半点自治的意思一样。
贾庆林、温家宝、吴邦国是当今“极左”的三个代表，而胡锦涛是他们的总代表。胡锦涛不仅在各种大小场合都高喊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多次动员军队起来“保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要顽固坚持共产党的专制独裁道路，坚决抵制民主自由的到来。这怎能不让吴老先生感到特别担忧呢？怎能不让国人感到压制、恐惧和愤怒呢？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铁了心要继续以“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厉行专制独裁、恐怖杀戮来保住他们的江山；铁了心继续要“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蜕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而现在的中国，不也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曲折吗？可是我们国家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并没有让共产党汲取丁点惨痛的教训，他们利令智昏，党私至上，政权为重，全然不顾民众的自由呼声，民主呐喊，人权哀号，一意孤行，坚决专制到底，不见棺材不掉泪，绝不放弃已到手的特权利益，难道这不是铁了心“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吗？！
诚然，如吴老先生所说，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可是，要是“左”的极端主义不存在，“右”的极端主义还会出现吗？要是中共当局不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宗教自由运动等各种自由运动，会激起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宗教自由人士及广大被压迫的民众的强烈反抗吗？要是中共当局主动放弃专制独裁，后话还用提吗？所以，“左”的极端主义是因，“右”的极端主义是果。要防止“左”“右”极端对峙和冲突的出现，必须要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当局自觉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独裁，这需要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来共同推动、敦促和监督。因此，借用邓小平的话说：当前的形势是既要防止“左”，又要防止“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
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就是“极左”的表现，就是“左”的极端主义。
如果共产党要顽固坚持“左”的极端主义，革命的列车必将与专制的列车迎头相撞！
附：“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来源：中国网 作者：吴敬琏
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1789－1870－1917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参考。不久，一位主持讲座的朋友郑重向我推荐林达的另一本书《西班牙旅行笔记》。我急忙找来这本书，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讲述的西班牙几个世纪寻求民富国强之路的历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气读完。的确如我的朋友所言，这本书精辟而生动的阐述，将纷繁的人类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类进步是各种社会力量抗争之后，达到一个暂时的平稳，再走向下一个冲突。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
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1789－1917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还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表明，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度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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