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主与侵略（上）(首发稿)

   文章摘要: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作者 : 刘自立,

   發表時間：5/8/2008

   中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初叶面临同样的西方叩击国门，要求第一轮全球化的挑战。日本面对之，在经过明治维新的改革以后，基本上实现了日本和西方政治一体化进程。这个进程的核心，就是日本实行了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改革。其政党、反对党政治，议会政治，报业自由等等建制，在"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著《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一书中语）之历史中产生和建设，且逐渐成熟。其中，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结合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后，本着日本人一向以来对待其神道文化的崇拜和服膺，达致了西教东渐的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最初融和。日本武士道精神，在采纳了孔孟之道和阳明之学以后，最后转向神道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这样一来，日本最初的宗教融和局面，得以完成。

   但是，这个宗教融和并未醒示政教分离，尤其是政道分离的原则——政治民主进程和神道文化的区隔——遂埋下政教一统之祸种，在战争问题来临时，乏于应对之道，且被殖民主义的文化合力推导，走上枉顾民主异议的军国主义道路。

   然而，我们在剥离其对外扩展这一点看，日本政治维新还是可资借鉴，不乏正面启示的。其中，引领日本改革的人物，在经过亦上亦下，进退自如之仕途路径以后，完全影响和直接参与了来自政府和民间双方作用之的启蒙运动，使得日本知识分子基本上主宰了该国的文化建设和政权改制。所有伟大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进入过日本政府，最高官位达致内阁总理大臣，如，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伊藤伯文等人。这些类似法国复辟时代之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的、影响和左右政府的日本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得该国避免了他们历史上一向不曾出现的革命。这就是大隈重信之"日本无革命"说的历史与现实。

   这个无革命，一来，造成了日本传统文化，幕府文化和王政文化的政治重构；二来，造成了日本宗教文化，神道文化，武士道文化和东西方宗教文化，佛教和基督教的重构；三来，其阶级划分，在延续了武士阶层作为上对大名阶层，下对平民阶层的中介以后，逐步走向公民社会。完成了武士阶层渐微消亡的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最后，使得武士和武士道精神转化成为一种历史博物和文化遗产。

   其中，日本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定位之精准，是其抛弃东西方负面文化遗产和精神诉求的关键。不像中国知识分子，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争执和试验以后，或者如陈寅恪吴宓等，气节骨品虽然高企，却不能引领大众从式微的儒教中获得精神启示和行为规则；或者如胡适之等人，在蒋介石政权和自由主义之间徘徊不定，以至于使得民主宪政不为中国民间所知和实行；或者如毛氏小知识分子辈，借助俄国势力形成暴力革命，断送了中国实行正面西化或者全球化的路径。而在中国官方和朝廷，政权一面，或者对于民间抗争予以镇压，或者对于改革与宪政久拖不决，或者灭亡于民间革命，遂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改朝换代，甚至不及于前朝的文化灭绝和政治堕落。全无日本在阶层之间，官民之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流动和变通，造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于是，日本在上上个世纪末叶完成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国迄今尚未起步，乃至于还停留在对于所谓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救中国之讨论上——还停留在共产党是不是可以挽救，可以改造，可以民主之问题的讨论上。须知，这些课题的讨论，在日本百年前已经做定。日本人的社会主义研讨和追求，在明治时期，经过片山潜等人的努力以后，基本上为日本社会所抛却。不单在思想层面日渐式微，在政治路径上，也使得社民党人纳入选举文化和议会政治，从而把暴力主义的势头，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并不完全是一种镇压行为，让社民党人纳入政治轨道和规矩方圆之中，是为根本。以后，日本共产党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前此，我们在关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述中，已俱其详。）

   那么，日本政治改革既然几乎完善之，成熟之，何以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变宪政民主为神道僭妄，变儒家和孔孟之为武士道精神，为一种惨绝人寰的屠杀之道，变民主言论和自由选举之文化为一种法西斯国家主义思维与行止呢？这个转折来得同样如樱花开落，迅雷骤雨，几乎无法逆转。其中，日本人在几个方面没有做到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为其错，其罪！

   日本人融化神道与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不可谓不成功；日本人结合天皇崇拜和政治现代化即君主立宪，亦不可谓不成功；日本知识分子影响民间抑或进入仕途，产生官方和知识界西化或者化西，欧化或者化欧之举，亦不可为不成功……但是，其中要诀是，他们的神道和政制，对于民主政府的作用反而大于民主政府对其之作用——也就是说，神道天皇说，在没有政治约束，又无法给予众绎的情形下，一旦脱离政教分离，就会复辟为一种绝对精神和普遍意志而左右社会舆论，而出现民粹结合精英的独裁政治而背离民主——此时的民主已经转换成为神道政治操纵的民粹主义和侵略论。

   二，明治以后，日本武士道精神不曾顺势应变，思量改革，终于转变成为日本军阀对外扩张的精神诉求。其中很多原有之义正好附和晚些时候的战争野心和武斗残暴。在《武士道》一书里作者新渡户盗造说过和本尼迪克与小泉八云一样的话；中国的周作人和戴季陶也有附会。但是，他们很少拿自由民主比附武士道精神，这是中外作者疏于点到的要害。我们说，武士道精神在正面意义上，反对了，或者预见到日本战争的邪恶——同样，武士道所谓负面因素却成就之，唆使之。（比如，在战争问题上，该书作者开宗明义就援引英国美学家拉斯金的战争之美论。说——

   "当我说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时，也意味着它同时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和能力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奇异的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知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所有伟大民族，都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的语言真理和思维的能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因和平被糟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所欺骗；通过战争受到训练，却被和平所背弃；一句话，，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这就是号称和日本同样是伟大岛国学士的名言。日本人的武士道之全部精神根据，也许全缘于此吧！其中，政治解读的含义，又是来自国家主义的尚父理论。他们援引俾斯麦的话说，"极权政治的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的义务感，精力充沛和内心谦虚。"于是作者敷衍道，"民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主义同极权主义就融和起来了。正是这样，武士道也接受并且坚信与通常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不同的父权政治。……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只是勉勉强强服从，反之，在后者的情况下，则是'带着自豪的归顺，保持着尊严的顺从。"这个奇谈怪论只有中国人可以接受吧！

   他还援引中国古代名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是也！于是，武士道的政治精神就被这样定格在作者预期而未知的侵略和战争中；日本士兵和人民，也就这样"顺从"了他们的父权极权于万劫不复之地！

   同样，这个作者也意识到，如果极权主义实行诛心之举，就未免不成道理。他说，苏格拉底是服从国家意志之范型，"他生则遵从良心，死则服务于其国家。"但是他说，"国家强大到居然对其人民要求良心的指挥权之日，那才是可悲的！"这个道理和他前面的父权主义，刚好矛盾——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谓，极权主义之国有化经济和国有化思想之谓。这里可以不用解释这个常识。毕竟，新渡不是哈耶克。

   举凡他所言之武士道，就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复仇等等。同样从正负面究之，都是理据和理据之反。义，是为义务——而义务，来自先验，还是后验，是国家，还是个人，是群社，还是个性，就成为义理之异。如果只是义务于神、皇，则就是战争论。反之，就是反对之之论。

   勇，也如是。"见义不为，无勇也！"却也要先规定"义"之前提。就是，要在议会和媒体上作现代示异见展现，多数表决，人民检验。不是皇权为义，为之而勇。

   仁，更是对于日本战争现实的嘲讽。至于说武士本来就是同情弱者，败者，那么，南京被戮者，是什么！

   礼与诚，似乎牵涉到武士道的轻功利主义。但是，战争，不是一种最大、最野蛮的掠夺？！

   所以，任何在非政治框架里谈论的真理往往容易走形。我们说，基督救人，还是人救基督（见汤因比言）；国家救个人，还是个人救国家——就是主权、人权之对——都是匡正纯粹精神于法度，于规矩的尺度。至于高歌一个八岁童子如何上下左右，切腹自尽，尚谈及灵魂居住于腹部，究竟是美，还是丑呢！）

   四，佩里事件后，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即其"十字军远征"，"亡羊补牢"却为时已晚，既无历史合理性也无历史可能性，成为西方宗教侵略的狗尾续貂——尤其是其"大东亚共荣圈"主张的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精神，却恰恰成为远远落后于西方宗教改革的独断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种田中精神的反动和野蛮，必然使得其侵华罪行，无法像西方全球化那样正负兼行，各有评说，在野蛮和公正双方得道而行，成就了他们的价值说的内涵正确论。又同样缺少监督和制衡，武士成为军阀（军部）的势力坐大，也就突破了政治制衡的议会民主和宪政民主，走向所谓近代武士道精神，完全不可理喻的暴力挞伐之路径，也就是侵略之路径。

   三，其武士阶层的近代社会演变，没有形成制衡其制度的政治模式；一旦武士即变相军人阶层独大于兹，而日本人又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势力的"现代化"，无知无道，无约无束，遂使武人挟制文人，军人挟制文官之势形成。造成军阀制局，操纵政治的势头。且一旦上下同构，举国拥护，就很难匡正，无法更变。武人势力不灭的现实和历史因素，最终败坏了明治维新的国家体制和权利制衡。于是，日本人原来统合现代化和传统精神的武士道中介，成为养虎遗患之因素，且是主导因素。这个现象可以用胜败萧何之谓：武士阶层形成了日本社会历史的恒常稳定结构——同样，武士阶层的独特地位，也使其权限不受控制，受到所谓民众支持——而这个支持的历史原因和现代原因同在——是为胜败优劣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