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视频报导“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联想到这次汶川地震，感慨良多。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距今已近32年。造成24万余人死亡，16万人受伤的此一浩劫，属于20世纪伤亡最大的惨剧。种种事实证明，那固然是天灾，也是人祸---因为，震前本有相当精确的预测，但却被“漏报”了。
   
   对此，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的采访，提供了确凿的资料。其中，无论是《唐山启示录》作者张庆洲的叙述，或是一系列知情者的回忆，都无可怀疑，铁证如山。

   
   这些知情者，包括积极参与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的几位教师，如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乐亭红卫中学的侯世均，唐山二中的李伯奇、王书蔚和田金武，；还有专业人士，如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唐山地震队的刘占武，国家地震局的黄相宁，北京地震局的耿庆国，等等。
   
   所谓“群测群防”，是周恩来确定的“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群众”的防震减灾方针之重要环节，上述教师负责的民间监测点，曾通过地应力、地磁、地电的变化，在短临预测方面获得了极为可贵的信息。
   
   与此同时，马希融、黄相宁和耿庆国等专家，也分别依据不同的原理，掌握了大震降临的征兆，并及时向上反映。
   
   遗憾的是，无论民间的或是专家的意见，都未引起国家地震局高层的重视。以致酿成一场骇人听闻的特大灾难。
   
   震后有两件事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国家地震局负责人向中央领导人的汇报和华国锋的指示；二是题为《唐山地震漏报在科技方面的原因》的简报。
   
   汇报于7月28日当天晚上进行，据到得较晚的的黄相宁回忆，他听到该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结束汇报时说的话，大意是：此次为突发性的地震，震前无任何预兆，因此不可能预测，也不可能预防。接着，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让他汇报，他就把自己7月14日的短临预测意见书念了一遍，内容为：据多种迹象显示，7月底8月初，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6级以上地震。
   
   黄的意见于当天上午国务院召开的地震会商会议上讲过，那显然与梅世蓉汇报中所谓“震前无任何预兆”的说法相矛盾。当时在场听汇报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但他们和华国锋一样并无对此提出质疑。
   
   听完汇报后，华向梅、黄和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表示：不责怪你们地震界的同志，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回去继续做好监测工作，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其实，非但黄相宁作了准确预测，耿庆国亦于7月14日致电国家地震局，要求会晤报告紧急情况。但梅答复称推迟一星期。届时又再推至26日，才派属下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率十余名技术人员前来。结果耿的预测同样未受重视。
   
   梅世蓉为何汇报时隐瞒事实，当面撒谎呢？黄猜想她是怕负责任。
   
   然而，梅世蓉未免过虑了。尽管大地震后当地来人报称“唐山全平了”，华国锋跟江青等领导人却并不太上心。其所关心的是毛和他们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的安危。所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次漏报被追究责任。
   
   当然，这么大的惨剧，到底还是要在内部有个交代。于是，国家地震局编印了上述简报，时在1977年1月20日。只印了450份，发给高级干部。
   
   该简报将漏报原因归结为三点：
   
   一曰“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情况判断有错。”
   
   二曰“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
   
   三曰“对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地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
   
   轻描淡写的三个“认识不清”，断送了24万多人的性命，造成了更多的人间悲剧。
   
   张庆洲认为，关键在于确立“生命高于一切”的信念。相比之下，任何政党、政府组织或国家的利益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在这方面，距唐山仅100余公里的青龙县是个范例。地震中，该县47万人无一死亡。其原因在于县委书记兼县长冉广岐“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专家提供的临阵预警信息，冒着可能丢掉乌纱帽的风险，带领县委常委部署全县做好防范。尽管其后14万间房屋因地震受损，其中倒塌7000余间，但老百姓都安然无恙，逃过一劫。
   
   “雷锋叔叔不在了”，难道冉广岐式的共产党人也不再有了吗？
   
   （08-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