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信报》上《兴邦还是天谴？》一文，对其中一个说法实难苟同，特与作者崔少明先生商榷。
   
   文中称“灾区有少年人获救后，开口就要冻可乐。救援队大笑。”

   
   对此，作者议论称：“但想深一层，大地震后，这位少年想到的不是家人，而且楼塌了，冰箱砸了，还指定要冻饮。在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比欧美青年更自我，中国明天会更好吗？”
   
   笔者认为，上述议论对于该获救少年极不公平，由此判定“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如何如何，并进而质疑“中国明天会更好吗？”也不恰当。
   
   首先，此少年是从被压的瓦砾堆中获救的。拯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不清楚。可是人所共知，当时只用人手搜救，故营救需时。在此过程中，救援人员会不断与该少年对话，鼓舞其增强求生意志。我们不能排除对话中少年问及家人情况；也不能排除其就在现场，而少年获救后已见到在旁守候的家人。
   
   以上虽属假设的可能性，但发生的几率甚大。倘如此，作者怎能断定“大地震后，这位少年想到的不是家人”呢？
   
   其次，文中以不以为然的语气谓少年“指定要冻饮”，此一指责难以成立。
   
   显而易见，他只是回应救援人员关切的询问，表达的是一种愿望，而毫无指令的成分。
   
   可以设想，在将他从瓦砾堆中抬出之际，救援人员问道：“你想要什么？”他随口答以平时之所好，也必定是其被困期间极度口渴时的愿望，即“如果被救出去，我能喝上什么就好了”的虚拟答案。就算这答案脱离实际，对于一个死里逃生的少年，再加上“童言无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至于说到“社会主义下长大的青年”，由于“社会上缺乏可敬的价值，自由也就变成自我”，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否一定“比欧美青年更自我”，恐怕不能以此作为论据。
   
   文中紧接着提出的“中国明天会更好吗？”，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牵涉面广，自然不宜仅凭该少年获救后想喝可乐的“个别事件”，想当然地得出结论。
   
   应当指出，该文的题目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明白作者的倾向。三个小标题分别为：“藉赈灾沽名敛财”、“自由变成自我”和“借军方监控重建”，下面的论点论据都看不出作者的本意，是同意“兴邦”说还是“天谴”说？叫人一头雾水。
   前两个小标题下所列种种，似乎对中方、反方以至参与救灾或报导救灾的中立方，无一例外地一律打板子。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而最后一段又对中共军方寄以“监控重建”的厚望，其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实在使人纳闷。
   不过，不管作者亲中也好，反中也好，左右逢源也好，请勿对灾区少年随意指责或讽刺，尤其切勿往他们的伤口上洒盐，以免使其幼嫩的心灵再次受损。
   拜托！
   （08-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