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娼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倘如是，则在我中华古国应有五千年历史矣。
   
   不过，若按周恩来的说法，此数千年历史曾在大陆一度中断。50年代中期周出访南亚（印度？）之际，某西方记者问“中国是否有娼妓”，彼答称：“有，在台湾！”此一答问被视为周机敏灵活、娴于辞令之例证。寥寥四字，为毛王朝涂脂抹粉之余，又巧妙宣示了对台主权，一箭双雕。
   
   应该承认，当时大陆确实没有娼妓。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已在大小城市明令取缔卖笑行业，从业女子均被收容，进行转职培训使之改事正当职业。有一部影片名《姊姊妹妹站起来》，即以此为题材。“站起来”者，不再躺着谋生之谓也。

   
   然而，圣人云：“食色，性也。”这古老职业事实上并未就此在神州大地泯灭，只是转入地下而已。故当局每逢在城镇整顿治安，皆含查处“暗娼”在内。真是野花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至于农村，则由于宗族传统观念及村民互相熟稔，暗娼难以生存。偶有者通常称为“破鞋”，但只是“玩票”（业余）性质，“帮补帮补”罢了，不可能借此维持生计。
   
   其实，“玩票”者不仅散见于斯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更半明半暗地大量存在于部队、机关、企业及文化事业单位，诸如文工团、艺术团等尤为常见。所谓陪首长跳舞，往往陪到上床。中南海举行的舞会如此，省、地、市级“联欢会”也如此。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女秘书、女护士、女服务员，实质充当顶头上司的性伴侣。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女方尤须守口如瓶，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与此同时，社会上宣扬的是禁欲主义。平民百姓只能清心寡欲，非礼勿视，极其量是眼看手勿动。这“眼看”之物并不包括西方色情影片，那是仅供最高当局几个人，特别是后来的文化革命旗手江青“调看”的。文革十年，此种戒律更是达于极致，只有现役军官不受此限，他们享有生杀予夺特权，可以肆意将女知青作为性奴，不但手动，下面的子孙根也动。
   
   因此，改革开放之风一吹，关闭已久的性闸门迅速被人欲的洪流冲开。经济腾飞的同时，繁荣娼盛蔚为大观。民谣“没到北京不知官小，没到深圳不知钱少，没到海南不知身体不好”，末句便是指“莺歌燕舞”后来居上的海南，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佳丽，北地胭脂，南国碧玉，环肥燕瘦，目不暇给，令人眼花缭乱。
   
   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情欲如火，多多益善，奈何有心无力，倘健硕如美国现任加州州长阿诺舒华辛力加，那多好？
   
   但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几年里，无论当官的或是“个体户”，绝大多数仍属“阮囊羞涩”，可以千金买笑者尚稀。故纵情声色的颇有一批“高衙内”之类党政大员子弟。其中杭州（？）警备区司令熊某两位公子，以及大寨陈永贵（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之子一度臭名远扬，由于大寨位于虎头山侧，故后者被称为“虎”，与二熊齐名。二熊于西湖畔的公馆强奸数十名女青年，民愤极大，终于不得不以项上人头抵偿一己的风流债。陈公子则侥幸保住吃饭的家伙。
   
   此后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各级官员有权就有利，财源滚滚，寻花问柳也就无需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贸易大幅增长，大陆不少用语也逐渐和国际接轨。虽然目前尚未如同港澳台一样，对娼妓改称“性工作者”，意味着此一古老职业的合法化仍需时日。不过，性伴侣的名号已趋多元化，不再像以往的“情妇”、“二奶”或“姘头”之类，带明显的贬义。诸如“小蜜”、“亲密女友”或“私人助理”等等，听上去感觉好得多，也名实相符。
   
   估计随着大陆经济总量剧增，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不久的将来会在某些大城市设立红灯区，性交易不再成为绝对的禁忌。而“娼妓”一词也可能被不那么刺眼的字样取代。那时，若有西方记者再问周恩来当年遇到过的问题，当局大可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答以“没有（No）！”
   
   写到此，记得列宁曾解说其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进程的关系。他说：从（十月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民主，到（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民主；再从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到（消灭阶级）没有任何民主。这就是辩证法。
   
   这里且不论苏联（及中国的毛时代）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达至消灭阶级。仅仅套用其说法于大陆性伴侣问题，可以表述如下：
   
   从（49年之后）大陆没有娼妓，到（改革开放）繁荣娼盛；再从（新世纪）性伴侣名号多元化，到“娼妓”一词进入历史博物馆。这就是辩证法。
   
   （08-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