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无疑是世界上备受瞩目的政治力量。而它所控制的北京政权，最近的表现更引起广泛的批评。其中，奥运圣火在境外传递过程中担任护卫的“蓝衣人”，遭西方多国舆论抨击，获得“暴徒”“恶棍”之类名号。CNN主持人卡弗蒂又在评论中指（中国政府）“五十年来一直是暴民和匪徒”。这些实在大伤中共的面子。
   
   应当指出，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毛入主中南海以来，将近60年里北京当局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的倒行逆施均不胜枚举。但若将其执政党全体成员悉数归入坏人之列，则极为不妥。如此非但很不策略，对西方并无好处；更不合事实，经不起推敲，不能解释其当年何以得天下。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共党内不仅广有人才，亦不乏正直善良之士，包括若干居于领导地位的开明者。尽管整体而言，决策圈及高层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迥异于时代潮流所趋，但绝对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对之全盘否定。

   
   尤其是在建党初期，具体地说是1928年以前，可称为中共精英云集、正气沛然的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等早期领导人，以身作则，为该党培育出一些好的作风和传统。这是不可抹煞的。
   
   诚然，当时的中共是“拿苏联卢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共及其指挥下的共产国际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政治路线。但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这里面还要强调的是，上述领导人均属开明正派的学者，立志于救国救民，并无政治野心。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他们积极学习和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注意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同时努力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因此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反对个人独裁。”（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292页）
   
   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出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同上）
   
   1924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特别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发生偏差，要求会议予以纠正。可见虽然他自视极高，脾气很倔，但有自知之明，“警惕大家因对他的尊敬和畏惧而不愿或不敢提不同意见”。（同上）
   
   其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时，虽正值白色恐怖时期，仍再三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发出通告提出：“反对封建社会的遗习，因为中国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同上）
   
   “二是与民主有关的自由讨论作风。”
   
   无论陈独秀或瞿秋白，对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均持开明态度。瞿在1927年2月就批评那种不准讨论政治问题的诸多“不准”，“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的党内消极纪律。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也专门增加了如下内容：“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同上）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过，“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说得更生动形象，他在对普鲁士官方的评论中写道：“你们并不要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出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转引自同上资料，292-293页）
   
   “三是与民主和自由都有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当时党员可在党报上公开批评领导包括总书记，后者可作辩解或反批评，也常进行自我批评。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陈独秀就公开讲：“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同上，293页）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陈独秀、李大钊都很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最早提出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使二大《宣言》正式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李大钊亲身参加群众斗争，多次在反对军阀的游行中冲锋在前。陈独秀把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编成《劳动结转号》，请了16个人题字，既有孙中山等7位名人，还有9个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同上）
   “五是严格保持清廉自律作风。”
   
   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中央扩大会议公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他和李大钊等人以身作则，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放弃教授的优厚待遇，投身革命，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李大钊虽然薪酬很高，却多用之于革命事业和接济他人。他牺牲后得到的社会评论是：“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裳，皆为友助。”（同上）
   
   最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不突出个人的传统。至1940年起才开始被打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泽东日”，连同不少歌颂和学习毛的文章，就在这一年出现。
   
   此后的中共，更和1928年以前截然不同，堪称泾渭分明。而其名则一。
   
   所以，倘说优良作风和传统，中共确曾有过，其之所以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千里归附，与此息息相关。
   
   但自1942年延安整风起，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即“随风而逝”，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大陆现时的执政党，那更成了十足的历史！
   
   这里用得着《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
   
   （0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