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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時間：5/11/2008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戊戌变法，是秦始皇消灭诸侯六国，开创大一统王朝时代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命运大转折的事件，它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当中不同于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革新尝试，具有体制性根本改变性质。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灾难性的大转折：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路途断绝，中国从此陷入军阀割据混战、武装集团持枪“训政”的泥淖，最终坠入共产浩劫的炼狱，备受煎熬，时至今日。戊戌变法的失败，决定了此后中国一百年大外患、大内战、大饥荒、大内斗、大专制的悲惨命运，戊戌变法的失败断送了君主立宪制这一代价最小的转型机遇，使得中国此后走了近百年的大弯路，死了一亿以上的人，至今，连晚清时的改良成果都得不到；至今，这条大弯路仍然没走到头。
   许多人认为：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结果。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结局的既成事实性并不能证明结局的唯一性。何为“必然”？就是某事发展注定会得到某种结果，再无别的可能，“必然”性也就是注定性和唯一性，某事的发展，如果除了甲种结果以外，还有获得乙种结果的可能，或者还有其他可能，那么，甲种结果就不能称之为“必然结果”，除非相比获得甲种结果的可能，其他的可能性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那么，戊戌变法在归于失败之前，是不是绝无胜算的可能？或者比起失败的可能，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性微小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完全不是：戊戌变法至少有一半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改良派要对付的满清权贵派别是一个无知的派别，而不是一个一开始就蓄意对抗变法的顽固派，如果处理得当，慈禧集团未必成为扼杀变法的刽子手。
   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不仅有相当大的成功可能，也有着丰裕的立于不败之地的可能：只要策略得当，改良（革）派即使不能一蹴而成，也完全可能保存实力，完全可以避免飞蛾扑火、满盘皆输、遭到一网打尽的结局。
   可见，失败，并不是戊戌变法的必然结局，总有许多想当然的人，那些对历史事件的结局成因不作深入考察，动辄以“历史的必然”代替具体的分析，这类人不是中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毒，就是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自己的无能或懒惰。
   许多人以国民素质低下为由，来证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这同样是似是而非的谬论：
   戊戌变法完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良运动，是有序的统治集团的自我改造，它完全由权贵精英设计、发起、掌控、引导，并不需要国民大众的参与，因此国民素质低下与否，对戊戌变法这样的君主立宪改良的成败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成败，取决于权贵精英集团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力量对比和博弈，虽然慈禧集团掌握着实权，但是慈禧集团并非就是生来的反变法集团，而是在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夺权攻势的挑战下，才站到剿杀变法的立场上。在招致八国联军之祸后的最后七年中，慈禧锐意革新，其变法力度，比起当时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甚至还作出了化解满汉隔阂的努力，其政策之开明，在满清统治者当中是空前的。这就说明慈禧并非观念上的守旧派1。
   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既不是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与国民素质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是一个儒家人治社会，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其国民大众可曾有多少 宪政素养？可是因为当年日本改良派策略得当，人家明治维新就成功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主要原因，是康有为等人的失策。
   康有为既是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者、又是这场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开创者、同时也是这场改良运动的主要策划人。由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的光绪帝长期受慈禧挟制，眼界、学识和政治经验都严重缺乏，因此，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康有为的最大失策，就是一开始就把实权派慈禧太后集团打成变法运动的敌人，这是一条极其愚蠢的变法路线。因为戊戌变法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必须借助最高权力才能行得通，而当时的最高当权者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傀儡。慈禧太后是朝廷的“一把手”，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康有为不可能不知道，康有为要想变法成功，就非得取得慈禧太后的支持不可，至少不能够引发慈禧集团的反对。因此，在推动变法的“公关”路线上，就决不能疏远慈禧太后。
   然而，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康有为自发起“公车上书”以来，在鼓动和参与策划、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三年中，向光绪帝上书进言觐见不下数十次，对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却从未求见一次、上书一封，完全是一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的姿态2。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都是不尊重、不友好的态度；对任何一位幕后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种背着自己与自己的前台代理人积极谋划的行为，都是不能不引发疑忌的行为。
   在整个鼓动变法、领导实施变法的过程当中，康有为却始终把慈禧太后撂在一边，通过光绪帝频频发号施令，甚至作出重大人事变动。康有为先是让光绪帝颁旨，撤掉了慈禧心腹大臣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继而又撤掉怀塔部、曾广汉等礼部六堂官，换上自己的人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充任军机处四章京，企图谋取变法的权力。这些人事变动的发号施令，都背着慈禧，或者由光绪帝“先斩后奏”3。
   康有为甚至鼓动光绪帝成立“参谋本部”，自统六军4。
   这完全是一种扶持光绪向慈禧夺权的姿态，这怎么可能不招致慈禧的敌视和镇压呢？
   康有为非但不尊重慈禧，还从儒家歧视妇女的理念出发，斥责慈禧为祸乱朝纲的“妖妇”，心存推翻慈禧之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维新变法怎么不发展至与慈禧集团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当时的慈禧太后，牢牢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视权力为命根子，垂帘听政的范围内，决不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不去找慈禧而去扶持光绪，不去寻求实权派的支持，反倒一开始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把改良最需要的东西--最高权力，一开始就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奉行这样的愚蠢路线，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康有为排斥慈禧太后的路线，不像是一个要搞君主立宪改良的路线，倒像是一个宫廷的争权夺利路线，使得改良运动一开始就深陷所谓“帝党”与“后党”宫廷内斗的漩涡当中，使得改良派羽翼未丰、立足未稳，就遭到实权派的残酷剿杀。
   有人认为慈禧太后顽固守旧，因此改良派不可能通过慈禧实施君主立宪，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康梁鼓动变法维新的时候，正值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不久，对前“藩属国”日本割地赔款的空前耻辱，极大地刺痛了包括满清统治者在内的国人自尊心，一时间群情激昂、人心思变，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迅速崛起，激起了清朝一批开明官僚对变法维新的向往，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当时清廷涌现出一大批倾向维新变法的官僚，其中有帝师翁同酥、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岑椿萱、陈宝琛，张之洞等人，都是实力派地方官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当权派集团，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权威扫地，面临空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也不能不谋求出路。对日战败后，慈禧对主持对日战事的李鸿章就深为不满，拔去了他的三眼花翎，免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职务，尽管李鸿章是他的心腹重臣；慈禧还提拔袁世凯，以西式方法培训陆军。可见，当时的慈禧是有求变图强的意思的。
   慈禧虽然不懂得君主立宪制的道理，但对变法维新并没有偏见，她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她对康有为等人本来也没有成见。从权威史书的记载来看：慈禧对变法派的敌视，自始至终不是出于理念，而是出于捍卫自己权力的权术家的本能--康有为集团种种做法 ，让慈禧确信，所谓“变法维新”，是一场要推翻自己的政变。
   慈禧对维新变法的敌视态度，完全是康有为的路线造成的，如果康有为一开始就拥戴慈禧谋求变法维新，局面将完全不同：嗜权如命慈禧固然不会同意建立英国式的虚君立宪体制，也一定会同意仿效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由她继续掌握实权的实权君主立宪体制，因为，变法维新能够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重树威望、巩固她自己的权力。
   拥戴慈禧，而不是光绪谋求变法维新，这是变法维新唯一的成功之途，康有为对此却浑然不察、至死不悟，他把戊戌变法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袁世凯头上，痛斥袁世凯“告密”的叛卖行径。实际上，贻误变法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康有为自己，康有为对慈禧的策略，一开始就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
   与慈禧的关系，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在当年的变法维新集团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关键之处。王照一开始就主张拥戴慈禧变法，但是这一正确的主张却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所否决。可见，在儒家的影响下，中国政治精英对女人干政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致妨碍了正确的决策，儒家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错失千载难逢的机遇，酿成了此后的百年大悲剧。
   改良派的第二大失策，就是把慈禧的心腹重臣李鸿章打成变法维新的敌人。1898年五月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宣传君主立宪制思想、理念、常识，不仅获得知识士人的广泛响应，也得到满清权贵、公卿、官僚们的积极支持，朝中大臣翁同酥、李鸿藻的门生、张之洞的儿子和门生、曾国藩的孙子、乃至军中将领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也参加了强学会，并且向强学会捐赠了银两，强学会学会声势迅速壮大，事实上成为中国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政党组织；这一时期，梁启超还与麦孟浪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独立刊物--《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政党刊物，在北京广为传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理念。
   当时的形势，对改良派非常有利：由于改良派拥有了近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媒体，也就据有守旧派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如果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能够存在一年以上的时间，改良派的阵营很可能会取得对守旧派力量上的优势，届时，守旧派即使存心阻挡变法，也难挡得住了。
   但是，在此重要关头，变法集团领军人物康有为却作出了另外一个愚蠢的决策：拒绝李鸿章入会。
   李鸿章是满清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操盘手，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史实表明，李鸿章人是一个很能接受外国新事物的人，绝非守旧之辈；李鸿章为官多年，政治经验和管理经验极为丰富，而且长年担任权臣，在朝中、军中亲信众多、人脉关系深广，醇亲王奕缳、庆亲王奕劻都是李鸿章的支持者，袁世凯、徐世昌、宋庆、聂世成都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实业领域，也遍布着李鸿章的亲信；更重要的是，在汉人当中，李鸿章是最受慈禧信赖的心腹重臣，慈禧对他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