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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時間：5/4/2008
   胡锦涛上台以来，倒行逆施比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胡时代之专制黑暗，更甚于江朱、江李时期，然而，胡时代却出人意外地产生了贺卫方和《炎黄春秋》这个特立独行的现象，贺卫方和《炎黄春秋》，犹如两个闪光点，在万马齐喑的专制暗夜当中显得格外亮丽珍贵。
   贺卫方现象创生于“西山会议”。2006年三月十四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六层会议室 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网上称之为“西山会议”）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一鸣惊人，他直斥中共是一个没有注册登记的非法组织，他直接了当地要求首先解决“大是大非”问题：实现新闻自由、两党政治、军队国家化...贺卫方的西山发言，远远突破了中共的所谓“底线”（甚至内部会议发言底线），其“资产阶级自由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方励之教授1986年的“自由化”言论；按中共的标准，贺卫方西山发言的“偏激”程度，于中共窃国五十八年来在体制内前所未有，直可以用“最恶毒的反革命”来形容。
   《炎黄春秋》现象则轰动于2007年春，当时该刊主编人员在该刊二月号上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章大声疾呼：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这一段笔凝千钧、力透纸背的表述，其“叛逆”的程度，在中共国五十八年来国内媒体文章中同样是前所未有的，这简直可以说是挖中共的祖坟！而且它从理论的源头上根本否定了中共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炎黄春秋》刊登的这篇文章，其“反党”的锐利和振聋发聩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包括《河殇》在内的八十年代国内公开发表的一切文章。
   在胡锦涛狂喊向朝鲜学习，中共胡中央疯狂倒行逆施、拼命加强党的执政（镇压）能力的法西斯高压统治下，整个中共国社会，底层草根崇毛复古、青年学生愤青仇外、社会精英犬儒失语、纸醉金迷...总之是万马齐喑、愈发扭曲沉沦，在这样无边黑暗中忽然闪现出贺卫方和《炎黄春秋》两盏自由的光亮，无异让当前不多的、苦苦守望的追寻者们深深地惊喜和意外，并深为这两个敢为天下先的的盗火人捏着一把汗，唯恐专制的铁爪马上伸过来钳灭了这两盏孤零零的光亮。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共的魔爪迄今没有伸向贺卫方和《炎黄春秋》。继“西山会议”发言之后，贺卫方教授继续在国内发表“自由化”文章、演讲，不仅安然无恙，他还能手持中共国的护照，自由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港、台、欧洲之间，如无人之境。200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贺卫方应邀赴复旦大学作了题为《防火、防盗、防政府》，光是标题就十分尖锐，演讲痛斥中共政府凌驾于法律至上、要求司法独立、制衡政府权力；2007年1月16日，贺卫方应邀顺利地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在该校发表了题为《《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的弊端和改革》的演讲，贺卫方在演讲中直斥中共国“法治”的虚假性，呼吁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今年四月，贺卫方应邀顺利地抵达德国，参加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相遇中国”大型系列活动，按照活动日程，贺教授在波恩老市政厅发表的有关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演讲，还就西藏问题，这一当前中共国最敏感的话题接受了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自2007年春发炮后，《炎黄春秋》又连续刊载肯定胡耀邦、赵紫阳的文章，至今也没有受到中共当权派的骚扰和追究。
   因此，一些观察人士据此认为：贺卫方、《炎黄春秋》现象是中共国政治进步的标志，贺卫方和《炎黄春秋》的主编人员、支持者更是因此看好中共的自我改良，对胡锦涛充满了期待。贺卫方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1”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热情支持该刊的作家、中共开明派退休高干李锐都表示：中共对《炎黄春秋》的容忍态度是政治进步的“小步前进”，随着这种“小步前进” ，中国必将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其实，贺卫方和杜导正、李锐等人的看法似是而非。
   唯有政治体制的进步才算得上政治进步，中共对个别人和刊物“自由化”言行的容忍，并不能说明中共国政治体制的进步，因为政治体制的进步是一种制度的进步，而不是掌权者根据需要、“收放自如”的开恩；政治体制的进步，意味着对所有的国民的行为的限制出现了了同样的变化，就对“自由化”的容忍来说，真正的政治进步，意味着不限于仅容忍某些特殊的人，而必须容忍所有国民的“自由化”言行；而且，真正的真正的政治进步，必须是由制度所保障的进步，而不能只是统治者主观“容忍”的结果，政治进步不在于掌权者“大肚能容”，而在于权力制衡，在于改旧制度为新制度，以制度限定了统治者不能做某某事，就对“自由化”的容忍来说，真正的政治进步意味着：统治者对言论自由行为的不加干涉不是什么优容的“恩德”，而是遵守制度的本份！
   以此观之，中共当权派对贺卫方、《炎黄春秋》“自由化”言行的容忍，不是因为政治制度改变而生发的新政，而完全是掌权者根据需要而有意网开一面，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贺卫方、《炎黄春秋》享受的超过其他人士、刊物的自由度，是一种不受制度保障的自由，是一种当权派“恩赐”的、随时可以收走的自由！
   迄今为止，中共胡锦涛中央没有任何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迹象，相反，近六年来，中宣部、政法委的法外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中共对司法的操控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党政不是分开了，而是更加合一了......十七大后，随着胡锦涛权位的巩固，中共更是发起了封锁互联网、迫害法轮功、打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镇压藏人的新高潮。最近对互联网不计代价的封锁，已经达到令大多数破网代理软件失效的地步，其疯狂程度前所未有！而对刚刚发生的山东列车撞车这一重大事故处理，居然采取朝鲜手法，严禁采访、大搞信息封锁、伤员隔离、手机信号屏蔽...这一事件中，强令所有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一面倒地报道胡锦涛、温家宝、张德江指挥抢险救灾，坏事几乎变成了好事！中共对新近列车撞车灾难的处理，其极权程度，远远超过江泽民时期，一如中共国“十七年”时期！
   中共当权派在容忍贺卫方、《炎黄春秋》“自由化”言行同时，不仅没有放松对其他国民言论自由的剥夺，以言治罪反而变本加厉，十七大以后，更是上升到新的疯狂程度：针砭时弊的网络作者荆楚，尽管身居山高皇帝远的广西全州，仍然遭到抄家、缴电脑、非法关押一个月；维权人士杨春林只因为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就被判处五年徒刑；艾滋病维权人士胡佳，更是仅仅因为五篇文章、两次采访，就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而且，中共胡中央对胡佳的枉法判刑，是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顶硬而上的行为，其侵犯人权、反西方的强硬姿态，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前所未有。
   至于因为“自由化”言行和维权行为，遭到中共政治警察监控骚扰、被非法剥夺出境权利的人现在更是比比皆是。
   提醒贺卫方等人，不要坠入“我好天下好”的心理误区，只有多审视普通人的人权状况，才能够对当前的政治文明程度有客观的判断。贺卫方教授以对比五十年代的极权暴政，来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有了“巨大进步”，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对五十年代的政治进步，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取得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废除“恶攻（恶毒攻击）”罪等决议，从此中共不再抓打“右派”、不再枪毙言论信仰上的“反革命”（现在改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子，这才有了贺卫方所指称的“巨大进步”。
   因此，衡量现在中共国政治是否有进步，不能够拿现在与五十年代比较，而应该拿现在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比较。1978年以后，尤其是“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不仅继续以言治罪，继续制造政治犯、良心犯，尤其是“六四”以来，中共对异议信仰人士的迫害，比起1978年不仅没减少，反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新迫害。
   实际上，中共国现在的政治开明程度连七十年代末都不如：七十年代末涌现出了“民主墙”运动这一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代表言论自由追求的“民主墙”挺立于中共统治的心脏地带超过一年之久，成千上万的民众于民主墙下阅读、辩论、演讲，经受了启蒙春风的沐浴洗礼，而现在，中共不仅杜绝一切民众的政治 活动，连维权的聚集也动辄镇压、露头就打，连规模大一点的演唱会都不准举办，总之把一切群众聚集当作“不稳定因素”，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国各大城市涌现出一批非党员独立人士参选人大代表现象，各高校也出现了独立人士竞选人大代表热，当时这些独立参选人没有遭到中共的骚扰和迫害，而今，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现象不仅今不如昔，而且独立参选人士普遍遭到中共的骚扰、打压和迫害，吕邦列、孙不二等独立人士，因为参选人大代表，被中共整得死去活来，中共甚至指使黑社会流氓，对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人士进行迫害。
   “六四”屠杀后近二十年来，中共国政治体制比起八十年代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倒退：八十年代由赵紫阳提出并已经试行的“党政分开”、减弱党对行政、司法、对新闻出版的干预等政治改革措施，“六四”以后统统被取消，江泽民高唱“加强党的领导”，中宣部、政法委的职权重新增加和强化，胡锦涛上台以后，狂喊“加强党的执政（镇压）能力”，中宣部、政法委的职权更是急剧增长，中共对行政、新闻出版、公检法的控制更是强化三十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大有重回“十七年”之势。
   八十年代，中共胡耀邦中央对民间知识精英自发组建社团、沙龙、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赵紫阳主持中央两年期间，更是没抓过一个异议人士，八十年代中后期，揭露中共历史罪行的政治性书籍大量出版发行，央视、中共党报等主流媒体政治性的敢言节目、敢言文章层出不穷，以致中共顽固派头号大佬陈云惊呼：“党报已经不在党的手里了”；整个八十年代，民间社团、沙龙活动踊跃，异议人士及其“有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警察的骚扰。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已经基本成为事实，只待改换政治体制来保障和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