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议报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先生去世，这位被尊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离开我们已经已有整整五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更好地向他学习，面对当前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向他请教。
   
   这个意思是我最近重新翻阅了一下《李慎之文选》和《纪念李慎之》两书之后想到的。因为在重读他1999年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节独语》那篇雄文后，我仍如九年前那样感到强烈震撼，似乎文章是昨天写就的。他在文中指出的种种时弊，不但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尤为变本加厉。
   

   他讲到1999年的建国五十年大庆时写到，“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尽头，但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
   
   对比一下今年的所谓的“奥运盛世”，其规模较之那次盛典更为盛大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不但大事兴建必要的体育场馆，城区街道的店铺也油饰得焕然一新。甚至有人还要颁法禁止乞丐当街行乞，以免有伤国家脸面。
   
   当然整顿市容，维护体面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切是否做得太过头了？即以“圣火传递”来说，“圣火”本来就叫火炬，到了我们这里就神圣化了。在历次的奥运中，火炬传送的人数之多，行程之远，经过国家之多，时间延续之长，应该说中国这次举办，上述各项都首屈一指，拔得头筹，以致在遭到英法等国“捣乱”和抵制之后，连一向大力支持我们的奥运主席罗格也表示，火炬传递原不必搞得如此过火（大意）。
   
   再有，邀请各国元首出席开幕式，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来或不来，“悉听准便”。但是中国一些人却总有一种大国心态，对此非常在意，以有“万国来朝”为荣，拒来则十分失望，甚至怀恨在心。其实这些都是自寻烦恼，因此而影响国际关系，尤为不智。
   
   我国人这种大国心态和虚骄之气，可说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刚一入新世纪时，就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后又叫嚷“大国崛起”，这种宣传的效果，正如李慎之所说，“以搞大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顾其后果，只能事与愿违”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张的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夸耀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尚书》上说，‘满招损，谦招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非常危险的。”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最近又借口藏独与人权问题，抵制北京奥运会，当然这完全不排除出自他们敌视中国，围堵中国的图谋，但我们自己反躬自问，国人的虚骄自大，打肿脸充胖子，以至于树大招风，务虚名而受实祸，是否也应该自行检讨、改正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飞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国民总收入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计算，离一个富强大国尚远，是在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正如李慎之说的，世界上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制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建筑3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技术发展已经到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搞了一百年。
   
   李慎之在讲到建国五十周年那次大庆时还写道，“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但，紧接着他又说，“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遮盖了，埋藏了，这种做法，人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可说早已司空见惯，其目的除去为了“鼓舞士气”（实际上是满足人们虚荣自大心理），更主要是为了“权力者重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
   
   今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活动中，我们又看到不少媒体对那位无端带上“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桂冠的领导人的歌功颂德，高声颂扬他的“丰功伟绩”。但尽人皆知的事实，正如李慎之所说，“‘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够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最近中共第二号人物又重申邓小平的告诫：我们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资产阶级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云云。然而，今年3月20日台湾大选，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获胜，实现了正当轮替，被誉为宪政民主的伟大胜利。台湾和大了不是一个中国吗？台湾可以实行三权分立（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五权分立，但主要的还是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而为什么大陆却万万不可呢。台湾在12年前，1996年就已经实现了“总统选举”，但大陆至今连乡镇一级政权的选举还没有开始。
   
   李慎之还在文章中提问到，既然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己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这是恩格斯的主张啊！
   
   去年谢韬在《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命运》一文，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引发了理论界人士的热烈讨论，可惜的是中共领导人依然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从上面引述李慎之言论中可以看到，他本着“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和道德勇气，观察分析问题是何等深刻、透彻，指摘时弊是何等的一针见血，下笔千钧，力透纸背，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此，即以我五年前《又为斯民哭健儿》一文结尾所写的“更好地向李慎之学习，义无反顾地把他卸下的重担挑起来，继续前行吧！”作为对他逝世五周年的纪念。
   
   2008年4月27日
   于北京新绿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