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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号事件：大清帝国文化与体制双重溃败的脓疮
——评雪儿简思的新著《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
文/亦忱
前言
在我看来，腐朽的满清王朝不思进取，由历史潮流裹挟着跌跌蹿蹿被西方列强拖进现代社会，却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过程，是历史老人留给苦难的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遗产。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曾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自从克罗齐为世界思想界和史学界提出这个经典命题之后。现代人才逐渐深切意识到：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正是本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地方，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可以这么说，上述书评的前言，就是我展读旅居澳洲的华裔近代史学家雪儿简思的新著《大东亚沉没——中日高升号历史事件切片解剖》时，所产生的感慨。
一，高升号事件：大清和日本在亚洲改革开放新时代对决的序幕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意识的民族，所谓“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的说教，自古以来乃至当代，在这个民族的各色人等嘴里，几成老生常谈，似可证明此言不是虚妄之论。
然而，若是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却恰恰是一个尽管历史典籍可以汗牛充栋，但却是一个没有“真历史”可读的可怜民族：这个民族屡屡在皇权专制这同一块石头上摔的鼻青脸肿，却依然试图想摸着这块石头过河而走向民主社会的彼岸。
黑格尔就曾经写道：中国人大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注3】
我始终以为，当黑格尔说，“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时，他恐怕有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评估之上。至少，这话用来描述我读中国近代历史的感悟，倒非常真切。
众所周知，即使是令当代中国人不堪回首的19世纪，至少晚至1830年代，当时的大清帝国，在世界上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超级强国。最令当代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当代学者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注1】一书中写道，183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竟然占到世界生产总量的29.8%，为当时世界各主要大国而望尘莫及，几近于当代的美国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即便是到了中日甲午开战前后的19世纪晚期，大清国的全年财政收入依然高达8000万两白银之巨，约为日本国的三倍。即使是到了极端腐朽没落的清廷行将垮台的时代，当时的大清帝国，也远不是像今人所想象的虚弱不堪。
大致不错的历史记载是，在中日甲午开战之前，清帝国在极具政治智慧和行政长才的李鸿章主导下，于“北洋画了个圈”，整军备战卓有建树，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一支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的远洋舰队，早在当代中国人高喊“和平崛起”的100年前，就令大清帝国雄起在了世界的东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无论是军力还是财力，无论是制造能力还是战争动员潜力，都远远超过周边各个邻邦的强大帝国，竟然被当了自己1000年学生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满地找牙，以李鸿章代表清廷割地、赔款、告饶，才保住了清廷岌岌可危的存活，使之再苟延残喘几年光景。
从我阅读中国近代历史著述，特别是阅读这本《大东亚沉没》的经验来看，甲午中日第一次战争，与其说是这两个亚洲战略竞争对手在当时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因贪婪的日本人寻找战略资源和生存空间而挑起，不如说是亚洲第一次改革开放浪潮，唤醒了日本国的野心，而拿当时世界最肥的蠢猪大清帝国牛刀小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
如今，时过境迁之后，令所有当代中国人扼颈叹息的是，在那个依靠炮舰做后盾所展开的第一次全球性铁血竞争时代，满清王朝始终处于有时积极抗拒有时消极抵制“全盘西化”的内敛状态，而日本人，则除了不搞虚君体制这个唯一具有日本特色的国家制度前提下，举国上下则迥异于大清帝国，进入了全民狂热学习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时代。
随着日本现代化的深入演进，其整个国家因为资源约束和地缘政治的局限，在丛林法则的作用之下，便合乎历史逻辑地迸发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冲动。而首当其冲的对象，因为历史和地缘注定的宿命，其文化母国——中华上国和近邻朝鲜便成了其利爪牙下的猎物。
如果我们不讳言历史的真实场景，也能真正看到，当时，在早年日本人眼里的中华上国，已是老太龙钟，其3000年文明灯光之下，脚底已是一片黑暗，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华民族近代最宽广、最惨痛的历史性失败的画卷，正在由自己当年诚心向学的好学生日本人开始翻开。
而朝鲜，则成了大清帝国对日完败的第一个滑铁卢。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写道：“1894年2月15日，（朝鲜）民众不堪苛政，在全唪准统领下于全罗道古阜郡举事。日本认为此是恢复其在朝鲜势力的良机，日本玄洋社遂组织‘佑侠团’，对东学党煽惑接济。到 5月底, 东学党即控制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6月2日，朝鲜国王李熙无奈之下，决定请求宗主国中国派兵助剿。同一天，得知朝鲜正式向中国乞兵的消息后，日本内阁连夜紧急召开会议，亦秘密做出了出兵决议。外相陆奥宗光回忆道：‘朝鲜决定向中国乞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而且日朝条约【注2】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至此，清军和日军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便合乎逻辑地渐次展开。这两个并处于东亚第一次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同文同种的民族，必然要在战场上检验各自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成果。
当时，假如没有高升号事件发生，也必然会有其它的事件作为这两个东亚战略竞争者对决的导火索。只不过，1894年7月25日，日军浪速号（Naniwa）军舰无视运载清军的商船悬挂英国国旗，不宣而战，果断击沉它的事件，必然把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卷进了中日之间的战略对抗游戏，使得这个老牌帝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罔顾道义公正的嘴脸令人事后无比恶心，从而，更使得这个事件作为中华民族在文化和体制上的双重溃败彰显得令人不堪入目而已。【注3】
二，大清的完败和日本的完胜是文化和体制竞争的必然结果
中日甲午对决，最终以大清帝国的完败和日本帝国的完胜结局而尘埃落定，这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令人大跌眼镜，而且，就是到了近现代依然有许多谜团尚有待解开。
如此极度不对称的战争结局，无论当时或者现代，即使是满脑子一钵糨糊的人都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有着4万万人口规模和逾千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无论军力、战力和战争潜力均远超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华上国，居然在甲午对决时完败于蕞尔小国日本。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可讲？
雪儿简思在她的著作中，不仅从国际关系和中日军力对比的层面，而且，从中日两国各自展开的“改革开放”所发生的文化和体制变革层面，给我们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恕我不能大段地抄袭她的著作来证明这一点，而只能在此点到为止。
如，她在书中写道：“明治时期日本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务省被作为六部之首。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英伦，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到1890年代，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还应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因此，日本外交十分注重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并在国际法领域与英国的专家密切合作。在以“法”（国际法）办外交的思路下，日本在高升号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中，反应快速，措施得当，充分地抓住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 ”
而反观清廷，则在一伙完全不知世界大势已经根本发生变化的颟顸愚昧的权贵主导下，从受到无端伤害的弱者，从英国人着意庇护的友好邦交国，居然转眼间就失去了各个列强的同情，并进而在国际法庭的公开较量中遭遇败绩，并最终以赔偿英国人高升号被击沉的全部损失而收场。
雪儿简思继续写道：“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英军在战前总是帮助中国，远东舰队时常尾随日本舰队，将所得情报通报给中国；斐里曼特本人在拂晓的大雾中遇见日本舰队故意鸣放礼炮，将日舰位置通知中国舰队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常袒护清廷的列强，也在清廷那些颟顸愚昧的官僚无知交涉下，而最终倒向了日方。
对此，雪儿简思给出了简洁的阐述：“1895年3月18日，英国官方的《圣詹姆斯公报》（St. James's Gazette）指出，日本正在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一流强国，英国是无法阻止这一趋势的，而日本对于英国并没有危害，它将毫无疑问地与俄国发生冲突，并逼迫中国更加对外开放，这对英国是有利的。英国要在香港以北地区的中国海岸获得军事基地，只有在在日本的帮助下可以成功。日本如果向中国索要巨额赔偿甚至割地要求，都很正常，当日本开出了停战条件，并且保证绝不影响英国的利益后，英国舆论大为振奋。朝野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高升号的索赔，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列强之间的利益斡旋。”
然而，这一切尚不是高升号事件尘埃落定的最后结局。对大清帝国而言，最屈辱的失败还在后头。
“1895年9月6日，英国外交部将印华轮船公司的详细索赔清单送交中国公使龚照瑗，索赔英金46196.9英镑（约46万美元），依然包括了欧格讷要求缓办的个人索赔。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认为‘日本尚未宣战，首先开炮击毁英船，应向该国索赔，坚拒不许’。一场长达8年的索赔与反索赔斗争在中英之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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