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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文译本
基督教《圣经》在甚么时代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是一个历史悬案。目前我们知道的是：1625 年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石板上有“真经”、“旧法”和“经二十七部”等语，因此推测早在第七世纪前半期，《圣经》或《圣经》的部分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可惜这些译本失传，究竟它是在哪一年代 、在哪种情形下译出的，是谁译的，都无从查考。
比较可靠的译经史要从十三世纪开始，但也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断片资料。元朝时代有天主教法兰西斯会僧侣望特柯维诺 (John of Monte Corvino) 到了北京。根据他所留下的一些信件提供的资料查考，望特柯维诺精通中文，曾翻译了《新约全书》和《诗篇》。明朝时代，利玛窦 (Matteo Ricci) 曾在 1584 年出版了一部阐述十诫内容的书，书名《琦人十规》。书里引用的经文究竟是由他本人翻译的，还是他采用当时已经存在的译本，颇难确定。约在五十年后 (1636 年) 李玛诺 (Emmanual Diaz) 出版了一部福音书的注释，书名《圣经直解》；不久他又写《天主教十诫直诠》，分上下两卷，於 1642 年出版。以上都是译经的鳞爪。我们可以说，一直到清初，汉译《圣经》是天主教圣职人员在中国的重要贡献之一。
基督教 (新教) 在中国的译经历史通常从1807年写起，这一年，基督教第一位来中国的宣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从英国来到广州。那时候广州的环境不容许他公开从事布道工作，所以他移居澳门，在那里开始翻译《圣经》。
马礼逊所译的新约於1814年在广州出版；旧约的一部由他的助手米麟 (William Milne) 所译，经马礼逊亲自审阅，名为《神天圣书》的《圣经》全书於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又称《马礼逊、米麟译本》。与此同时，另一本《圣经》中文译本也告完成，是由在印度的英国浸信会牧师马殊曼 (Joshua Marshman) 和在澳门出生的信徒拉撒 (Joannes Lassar) 合译的，在印度塞兰坡 (Serampore) 出版，人称《马殊曼、拉撒译本》。据英国圣经公会1824年的年度报告记载，这两个译本都曾呈送一本给英国圣经公会；后者可能比前者早出版半年或一年。当代《圣经》学者发现，这两个译本的译文有很多相近之处，故断定它们皆曾以当时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中的一部译稿为主要参照。这部称为《英国博物院稿本》的译稿是东印度公司职员贺吉逊（Hodgson）1739年在广州发现的；他把它带回英国，献给 司娄爵士（Sir Hans Sloane），后者转赠英国博物院保存。译稿包括大部分新约，译者不详，推测是在中国的天主教宣教士所译。马礼逊和马殊曼这两个译本出版后行销不广，却奠定了基督教译经工作的基础。
除了许牧世的《经与译经》(1983)外，现又有一些关于《圣经》中文翻译历史的专著陆续问世。 随着西方基督教宣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多，翻译中文《圣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当务之急。于是，各种《圣经》中文译本纷纷问世。在二马译本出版后十几年，《马礼逊译本》的修订本正式出版。这个修订本是由四人完成的：伦敦传道会宣教士麦都斯 (Walter Henry Medhurst) ，普鲁士人、荷兰传教会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 ，美国海外宣教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sions) 美籍宣教士裨志文 (E. C. Bridgman) 和马礼逊的长子马儒汉 (John R. Morrison) 。 这个译本的新约部分叫《新遣诏书》，於1837年在巴达维亚 (Batavia, 今雅加达)出版；旧约部分几乎是郭实腊一手译成的，后来郭氏又修订了新约部分。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将六卷旧约经卷印发，称为《旧遣诏圣书》；新约方面，他们采用郭氏修译的《救世主耶稣新遣诏书》，但经文删改颇多。另外，他们还在经文后加上注释：
例如《马太福音》四章“天国近矣”之下，有这样一段注解：“天国是总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上有天国，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兄 (即天兄) 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造天地是也。”该新旧约两种刻本的封面上端，标有“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新刻”字样，标题的两侧各刻一龙一凤图案。圣书的用途除了在礼拜时供信众诵读外，还被用作开科考试的题目。
在众多中文译本中，施约翰 (Samuel Iss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的译本非常特别。施约翰是俄国籍犹太人，悔改信主，任美国圣公会的主教。他於1862年抵北京，住京十余年，学习中文。他参与了於1867年出版的官话 (北京话) 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后，又独力翻译官话旧约全书，於1875年出版。 1881年夏，他突然瘫痪。乘船去上海途中，他已奄奄一息。他的同伴为他念临终的祷文，但他勉力半仰，喊着说：“不要读了，我还不会死呢！”1886年回到美国后，他不仅修订了官话《新旧约圣经》，而且用他能动的两个指头，藉着打字机的帮助，耗费七个寒暑，用罗马拼音译成了浅文理《圣经全书》；1895年他重返上海时将它译成中文，於 1905 年在日本出版，人称《施约翰浅文理译本》；施氏则戏称为“二指版”。 施主教不但从小熟谙希伯来文，后又多年学习他所喜爱的中文。对于施约翰，丁韪良 (W. A. P. Martin) 说：“当日说国语而能将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人可以与他相比。”“那《文理译本》的文体浅显通顺，为一般人士所能了解，但是他的文笔也很雅洁，即是对於那专事挑剔的文人，也能投合他们的爱好。” 纪好弼主教 (R. H. Graves) 评论施氏时说：
他平生可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神的道译成中文。他一切的勤学与努力，以及辛勤地学习许多文字与知识，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单独工作，无论健康或病弱，终不少辍，他二十五年的身体的残废，若在别人，必定终止一切的工作了。他工作之时并不为世人所知，而那知道他的几个少数友人都尊敬他目标的伟大。日复一日，毫不中辍，勉力前进，尽他的能力致力於一件事，以致达到完全的地步。
对于施约翰主教的忠心不怠，神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在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前约二十年间，施主教的浅文理译本在中国教会和信徒中间是最受欢迎、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译本。
为了让中国有划一的《圣经》中文译本，1890年，基督教新教在华各宣教机构联合在上海召开宣教士大会，通过了成立三组译委会、分别负责翻译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提案。当提案通过时，全体与会代表起立热烈鼓掌、高唱赞美诗；许多堂堂男子汉的眼中都噙着泪水。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由二十七人承担，由北美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的宣教士狄考文 (C. W. Mateer) 任译委会主席。狄考文牧师是哈米顿学院 (Hamilton College) 的高才生，在数学、物理和中文方面都很有修养；更重要的是，他忠于工作，天天工作，一共作了七年。1908年，狄牧师去世，译委会主席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富善 (C. Goodrich) 牧师肩上。富善是坚持主张用口语翻译《圣经》的人。他不仅有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基础，而且更喜爱中文，特别是北京话。他努力搜集和运用北京话的词汇和成语，使这个译本带有相当浓厚的北京话色彩。他有清教徒的敬虔，且为人谦和，平易近人。 译经工作遇到常人难以想见的重重困难。译委会委员鲍康宁 (F. W. Baller) 原是位语言学者，曾担任中国内地会创办的语文学校校长多年：
鲍康宁对译经抱极严谨的态度，他描写和合本译员的工作时说过一段话：“译文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由我们小心谨慎地审查，最后定稿须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决定。译委会会议有时似开剧烈的辩论会，每日辩论好几个钟头，连续五六个月，往往到了大家筋疲力竭……”也许因为他对工作极端认真，因此他对别人随便发出的批评很反感。他曾经挖苦一些批评家，劝他们不如效法《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那领一千两银子的懒怠仆人，把他们那一大堆没有经过大脑的意见，像那一千两银子一样，包装起来，埋在地下。
林振时在《富善》一书中记载了一件译经轶事：
有几个夏天 [译委会] 在烟台开会，狄考文和鹿依士两家跟富善家住在一起；几位牧师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讨论了十几节经文，吃饭时间到了，只好散会；但讨论并没有停止，在饭桌上仍争论不休。太太们看不过去，认为吃饭时间就该吃饭，把工作放下才合卫生；太太们自愿轮流大声朗读故事，让丈夫们边吃饭边听故事。她们念过一些书，其中包括《魔侠吉诃德传》(Don Quixote) 和大卫. 哈兰 (David Harum, by Edward N. Westcott) 这两本书。每逢读到精彩的地方，引得哄堂大笑，特别是狄考文前仰后合的姿态，更是令人难忘。狄考文是在纽约州北部长大的，当听到大卫. 哈兰买马的故事，卖马人说：“马很乖，不用拴也会乖乖地站着，就算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地驾驭。”结果，大卫. 哈兰用一百二十五块钱买了这匹马。第二天骑出村子，不到一里路，马停了下来，怎么也不肯走动，只等它高兴了，才继续上路。大卫. 哈兰这时想起卖马人的话：“马很乖，不用拴也会乖乖地站着”，才恍然大悟受了骗。这些话当然要引起狄考文的捧腹大笑。
经过二十七年的勤奋工作，排除了无数困难，国语和合译本於1919年出版，为中国教会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属灵工程。这工程竣工时，在当年的译委会成员中，仅富善牧师一人仍健在。“中国教会以谦恭感激之心接受这无价的礼物，永远不会忘记前贤的伟大贡献。”[136] 这译本通俗、却不庸俗，雅俗共赏；一般民众读得出、看得懂，不仅在教会内受到热烈欢迎，在社会上也引起巨大回响，有的学校用它当语文课本，对中国白话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不久，“《国语和合译本》实际上已取代了所有其他译本的地位，成为全中国教会采用的唯一译本，在中国译经史上是一颗灿烂的明星，不是以往任何译本所能相比的。这种成功连译委会的译员们也都料想不到。” 《国语和合本》并不是第一部用白话译出的中文《圣经》，却“是第一部被全国广泛采用的白话中文《圣经》译本，一部很成功的译本。” 赵维本从文化的角度评价了和合译本的巨大影响：
《国语和合译本》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贡献。在中国文化方面，它成了中国近代文艺复兴中白话运动的先锋。这译本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印行，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三个月。因此，在白话文的使用上，它比新文学运动任何白话文的作品为早。一九二0年代的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就曾这样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之《国语和合译本》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此外，当时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喜欢引用《圣经》文句和典故，从这事上也可以反映出白话文《圣经》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启超还说他们当时都沉醉於宗教，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可见在新文化运动中，这译本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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