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山东济南出现28岁副厅级干部，引起人们的议论。这种议论的热情，倒不完全是质疑这个干部来历的合法性，而是指向中国干部选拔的制度缺陷。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官制度，现行干部选拔制度，在一定层面具备一些文官制度的元素，但离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官制度还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国高级官员的来源有非常明显的政党要求，虽然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成员没有制度性限制，但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这方面的局限。

   和平时期的干部选拔是非常困难的的事情，现在世界上一般通行的文官制度，主要是在民主国家。表现为政务官来源于选举，事务官来源于任命（考试为一般选拔方式），所谓铁打的事务官，流水的政务官。但中国现行干部制度选拔面临的困境在制度前提还没有形成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保证，在实际操作层面，大体是高级官员来源于任命，低级官员来源于选拔（主要以考试方式）。至于中国低级官员的区域性限制，也非常明显，一般来说，中国的低级官员任用，还有非常明显的区域特征，基本不具有全国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低级官员基本不是全国性流动的。战争或者其它一些特殊时期的官员选拔，相对容易，因为标准非常严格和简单，是一种没有可比性的完全竞争机制，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在和平时期，常态情况下的官员选拔，一般依赖现代学校制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历，至少在起点上，这个因素很关键。现在的问题是完全的学校教育，与从政基本脱节，依靠这个刚性条件选拔官员，局限非常明显。今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基本不从刚出校的大学生中选拔政府公务员，就是注意到了学校教育的这个短处。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一是起点相对公正，主要缺点是限制了女性参预公共事务的权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缺陷也有可以理解的原因。另外，科举主要以修齐治平为举子的价值追求，所以在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从政训练，这一点，今天的学校教育无法体现这个特点。

   中国干部制度强调年轻化和知识化，已要相当长的时间，它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干部终身制和注意专业化，这本身没有错，但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这个条件就显得僵硬了。因为中国干部制度中官员的上升级层太多，以现在大学毕业的年限设计，一个平民要上升到部级，不到五十岁以后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官员上升渠道中，预设了一个特殊的通道，就是共青团干部。由于在现行干部制度中，共青团本身的级别并不低，但同时她又有相对严格的低年龄要求，在事实上，它成为干部制度中的特殊通道，也就是说，在现代干部制度中，只有提前进入这个通道，才能在事实上保持干部升迁的年龄优势。我想人们之所以对济南28岁副厅级干部产生兴趣，主要是这个特点。

   由于过分强调干部的年轻化，在事实上，所有选择从政的人都会自觉意识到，只有进入这个通道才能在事实上获得优于正常通道的优势，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如果我们用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务和事务官区分，这个通道大体相当于政务范围，而最终他们是要以事务来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时训练就显得很有限。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在干部选拔中，不妨也把目光投向那些中国的NGO组织成员，或者这个组织中的志愿者。为什么呢？我个人以为近年中国的NGO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培养了不少志愿者。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发达的社区政治活动，西方的政治家多数早年是社区政治中的活动家。中国NGO成员有几个特点：一是热心公共事务并有相当的职业训练，二是这种组织本身没有权利，他们在为社会服务中建立起的良好人际关系和协调能力非常宝贵，三是在基层活动的时间较长，比较了解下层社会人们的真实生活。四是比较有崇高的事业心和理想。所以，注意从为社会服务的那些知名团体中吸纳公务员，可能是一个思路。因为这些成员有经验和理想，一般来说比较成熟。政府在选择公务员的时候，如果能把为社会服务过相当一段时间的NGO成员纳入自己的视野，是一个开放的思路。政府不要为这些成员的培训支付成本，而直接选择，可以说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我们的事业最终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谁为人民服务得好，谁就最有资格成为公务员，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国家能鼓励大学生多参预公共事务，在积累了参预公共事务的相当经验后，再去为政府服务，对政府对个人都是好事。（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