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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为“大跃进”搭起来的架子－－“国有制”和“人民公社”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中。

    这时，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不再说“超英赶美”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除了他认为可能会妨碍他的共产党干部，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国人民的控制。不久又总结出第二套让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做法，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当然，这里要指出，在这一段时期（六一年到六五年），曾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其它领导人主持搞了一段紧缩经济政策。这种以单位裁员、关闭部分工厂、城市供应搞配给制、农村实行“三自一包”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政策，是属於一种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不能算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制订的经济政策，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略去不谈，尽管它为日後中国的事变埋下了伏笔。

    这是一套什么办法呢？这叫“战天斗地”之法。

    “大庆”用人拉肩扛，在戈壁滩上树起一个大油田，表现出了一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因而被树为工业战线的“红旗”，让全国所有企业去学习。

    本来，在机械化生产方式下，要在沙漠荒野上进行一些大规模的工业开发，这并不难。只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做这些事，是通过投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信“投资”这套。而且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投资。大庆油田在创业过程中，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其精神很像《鲁浜逊漂游记》里的鲁浜逊，到了一个荒岛上，什麽条件也没有，只好一切从头做起。这叫“先创业、後生活”。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开发一个大油田，这并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由於大庆喊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口号，这些口号与毛泽东的精神相吻合，他就叫全国人民去发扬这种精神，“大干、苦干加巧干”，创造“改天换地”的奇迹。

    而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改天换地”思想的，要算“大寨精神”。“大寨”原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後来这个生产队把原来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形改造为“人造小平原”，造成能够利用农业机械耕作的农耕环境，从而使大寨“变了面貌”。

    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思想。自然环境是天造的，机器是人造的。人造机器本来是为了增强人更能适应环境的能力，而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事情却变得反了过来，要让自然环境去适应机器。

    这大概是受到了看到苏联集体农庄用联合收割机轻松地收割大面积农作物而引起的刺激。这时的“人民公社”已经是“一大二公”了，如果再加上机器耕作，社会主义就是名符其实的了。但中国的土地百分之七十为山地，这些苏联的农机无用武之地。这时，大寨的做法让共产党人们产生了一种联想，只要把中国的山头都削成人造平原，联合收割机就可在中国到处跑了。

    这是典型的“五四新青年”的思路。传统上中国农民为解决山地问题，创造了梯田、套种等耕作方法。这些都是因地制宜的方法。而中国共产党由於有一个西化的大背景，他们的眼睛盯在国外，随时注意看自己哪里不如人，很少或者干脆不会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其实，当共产党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时，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西方的整个机器技术生产体系都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他们在做设计时，当然不必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中国人自从“五四”以后就没有去考虑这一层，从而也没有去创造一套适合於自己的机器生产系统，所以一直在走“削足适履”地学西方的道路。这一工作只有等到中共在中国垮台，“五四新青年”的思维方式退出中国舞台以後，才有条件去做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套办法，比起以“超英赶美”为目的的“大跃进”来，气魄就小多了，而且动力也没有了。

    “大跃进”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中国人近百年来一直希望自己的国家像西方国家那样富强而有尊严。这种愿望在五十年代被共产党煽动得很强烈，因而成了“大跃进”的精神动力。而经过了六十年代的灾难，这个动力在中国已经消失了。这时要动员全国人民去“战天斗地”，靠什麽精神动力呢？

    这时，毛泽东发明的办法是：让全国人民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被证明是“战无不胜的”了。

    现在许多人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从苏联学来的。它本身说明不了中国的什麽问题。树毛泽东并不是谁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惟一可行的路子。

    当时，中国已经被彻底地国有化了，全国人民都成了国家的雇员和雇工，为国家生产劳动，领取国家工资，同时国家也安排职工的住房、家庭成员的上学、就业等事务。在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从“政”这个角度讲，它必须按照国家的指令进行生产劳动，从“社”这个角度讲，它属於集体单位，因而不能领取国家工资，只能获得“工分”，每年按“工分”分红。所能进行分红的部分，只是农民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生产队所能留下的那部份。（这是中国共产党剥削农民的很残酷的一招，既要农民为国家工作，国家又不给农民报酬。）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动员人民去“战天斗地”，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一切手段，让全国人民自觉地认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这时就像是全国人民的大老板，十亿人都为他工作。为这个大老板工作的雇员们生活虽然苦一点，而且各单位有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也不能取信於民。但在这一切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後面站着的那个大老板，却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他过去曾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创下“奇迹”，相信他一定会把全国人民引向幸福。通过这样的理解，没有理由不跟着他去“战天斗地”。

    －－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惜馀力地这样塑造毛泽东，他们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在六十年代大灾难後的中国得以继续。

    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还要叫全国人民“天天”去读“老三篇”。那就是要全国人民同意毛泽东的做法。

    要全国人民同意“战天斗地”这套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就叫人民去读《愚公移山》，要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精神”，不要自己动脑筋。

    中国很穷，而毛泽东要想做世界革命的霸主，取代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的地位，他很大方地用中国人民的那点血汗钱去支持“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他要全国人民同意他的做法，就叫人民去读《纪念白求恩》，去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中国搞得很穷，而要全国人民不计报酬、甚至不惜生命地去“干社会主义”，就叫全国人民去读《为人民服务》，叫全国人民不要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去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通过学习“老三篇”，最後获得“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

    “老三篇天天读”的政治构思相当巧妙。这三篇写于四十年代的文章的中心思想恰好代表了毛泽东在当时想做的三件事。让全国人民去读熟它时，无意中就同意了毛泽东那几件很难做得成的事。而毛泽东本人不需要费半点口舌去说服群众。这真是十分高明的政治算计。

    但是，如果大前提错了，无论怎样高明的政治算计都于事无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苏联都按同一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同。苏联通过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世界一霸，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无论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怎样高明，我们都可以扼要地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社会主义”就建不起来，有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就注定是场大灾难。

    这位毛泽东和那个用他的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所有事都弄得怪怪的。“社会主义制度”使那个具有古怪性格的毛泽东有了充分展现他的性格的条件，而那个用他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又把他的性格化为了政策。

    不仅“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经济建设方面的怪事是毛泽东个人性格的体现，以後发生的许多事情也都是毛泽东性格的体现。

    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革命”为什麽要推出张铁生这样一个交白卷的“英雄”，作为“教育革命”的样板呢？ －－这也是毛泽东本人性格的展现。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的《欧洲时报》连载的张聂尔《毛泽东和五篇诗文》一文里，讲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件往事。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数学不好，但他很幸运的有一个很喜欢他的老师王老先生。他的数学卷子，不管怎麽答，王老先生总给他六十分。有一次考试，毛泽东拿到卷子後，写了个名字就交给王老先生。王先生说：“你至少在考场里坐上一刻钟再交卷，否则我怎麽给你分？”毛泽东却回答说：“有时间在考场里坐一刻钟，不如到考场外再看一刻钟书。”後来别的不及格的同学来找王老先生评理，说为什麽我们答了半天仍是不及格，毛润之交白卷也是六十分？王老先生只好请他们不要和毛润之过不去，说“像毛润之这样的人材，文学、历史这样好，怎麽能不让人家毕业呢？”

    如果毛泽东的这段青年时代的往事属实，他一定对它记忆很深。後来，张铁生表现出了跟他一模一样的精神，他就让张当了“教育革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