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叫“社会主义”？它跟中国有什麽关系？

    “社会主义”是西方工业化以后，为了避免私有制给工业社会带来过多的弊端而产生的思潮。它的原则是由国家来组织的“社会的公平分配”。

    那是一个完全由国家按照社会化的原则来组织的社会。这一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府并不去组织社会，皇帝只是作为社会的坐标而被人民认同。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靠国家机器来组织的社会，而是一个具有“自组织”特性的一个自动化社会。因而，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度很高。这个社会具有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具有着社会利益、个人利益，而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民族利益、个人利益在传统中国大致是一致的，原则上不会相互冲突。

    这些特点显然跟西方的社会主义完全相反。西方的社会主义是靠强化国家机器，然後通过国家机器来合理组织社会。但是，一旦强化国家机器，无论合理不合理，中国人天生自由而自然的生活特性就要被取缔了。西方的社会主义一旦引进中国，中国人注定要变为一群深感不自由的痛苦，却不知道痛苦从何而来的，无所适从的社会“公民”。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结果，而是狗屁不通的结果。

    话虽难听，事实却比话更难看。取得了政权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并不懂中国，也不懂中国的政治应该怎样去搞。毛泽东的思想只是夺取政权的思想。夺取政权後应该怎样去治理国家，他们并没有深刻地思考过。而不懂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福气。不懂就不用懂，把苏联老大哥的“主义”照抄过来就大功告成。就像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一样，毛泽东创立的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自然也就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翻版。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得如此轻松。

    要深刻地去分辨西方思想和社会的利弊，要去分辨中国传统社会的利弊，这太过於伤脑筋，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们所愿意做的。他们走的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怎麽样并不重要。他们所喜欢的还是“五四新青年”发明的办法，把中国的东西给扣上一顶“封建主义”的帽子，就把它“打倒”了，对於西方的那些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西，再给它扣上一顶“资本主义”的帽子，也就把它“打倒”了，这时就只剩“苏联老大哥”了。

    那个“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与西欧有着马克思主义正统传承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取了西欧“社会主义”里由国家来组织社会分配的思想，又取了西方资本主义里跨国公司有计划按比例组织生产的办法，把它们结合到一块儿，就成了一种由国家来组织的有计划按比例地“实现工业化”的制度。

    这个办法是原来生产力落後於西欧各国的苏俄所能采取的、快速实现“工业化”，从而使其赶上和超过西方其它国家的办法。它完全适合苏俄的实际情况。苏俄采用这一办法，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自十八世纪以来，俄国与西欧各国就一直处於竞争状态。对於这一背景，中共在照搬苏联模式时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看到了苏联用这套办法很快地由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化强国。“老大哥”能做得到，“小兄弟”也同样可以做得到。这样简单的逻辑就能说服整个中国共产党。

    可是，抄书永远抄不出高材生。事实就是这样：同样一套制度，苏联用了，可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共产党用了，却只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穷国。

    这究竟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还没有把事情研究清楚就乱来。

    中共党内没有列宁，只有毛泽东。他有诗人的性格。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他用他在井岗山发明的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在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後又学着苏联，在城市搞国有化，把市民们都组织到国营企业里，在农村搞集体化运动，把农民们组织到合作社、进而“人民公社”里。

    一九五六年以後，只是五、六年的光阴，全国六亿人民就都被组织起来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了。

    这个“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那麽一个东西：由共产党员来组成国家机器，按跨国公司的方式去操作这个国家机器（即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全国人民是这个国家机器的直接或间接雇员（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老板。

    四九年以後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荒唐事，都是从这个荒唐的结构中来。

    为什么说这个结构是荒唐的？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为国家机器而生的。中国人有另外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就是自己组织自己。这种价值也就形成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被国家机器来组织是回什麽事。因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什麽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但是，为什么要考虑先圣们的意见呢？他们不是都被打倒了吗？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使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太新了，太有吸引力了。此时此刻，全国上下吹的是“五四新文化”的风，全国上下滚动的是“五四新文化”的气。在这种风气下，全中国人民都心情激动地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头的这件冒险事业，谁都没有想到後果。

    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後，剩下的事是该去让中国实现“工业化”了。这时是考验人的智慧的时候了。

    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大老板，会怎么做呢？

    伟人终究是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世界震惊。他为了让中国早日实现“工业化”，采用了“大跃进”的办法。

    “大跃进”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工业基础，除了部分是没收原来国民党政权留下的企业外，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然而，为了建成这一“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中国人民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资料所获得的初步印象，这一代价应该可以与中国八年抗战所付出的代价相比似（这一问题还希望看到专家们的精确计算）。

    怎么需要如此惨重的代价去“实现工业化”呢？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工业化”是回什麽事，应该怎麽去搞，这些问题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员们并不懂。不懂也没有关系，还是老办法，到“老大哥”那里“取经”去。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到苏联去参加各国共产党的会议，与英国共产党的代表谈了两次，了解到当时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万吨钢。毛泽东因而明白了一些东西。他在苏联说：“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三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赫鲁晓夫告诉我们，十五年後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以後中国可以超过英国。因为我和彼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钢，岂不是超过英国了吗？那麽，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从苏联回国後，毛泽东根据他在苏联获得的灵感，很快制订出一个完全具有他个人特色的、以“超英赶美”为目的的、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战略。

    所谓“工业化”，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已经很简单了。那就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从而使传统农民转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工人；在城市里搞“大战钢铁”，从而“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如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和英国都被毛泽东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了吗？！

    有了这个战略以後，毛泽东马上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号召。

    －－工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我们在三年可以赶上英国，ｘ年至ｘ年赶上美国。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麽不学。

    －－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好？

    毛泽东就这样动员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又这样动员全国人民，以实现“工业化”为目的的“大战钢铁”就这样开始了。

    “工业化”本来是为市场而生产的机器大生产衍生出来的一个现象。它里面的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标都不能说明工业化的程度。钢产量这个东西，就跟任何工业品一样，是随着市场的需求量而定的，市场需求大，就多生产，需求小就少生产，并没有一个数字可标志工业化的程度。

    而现在是“社会主义”了。六亿人民都成了毛泽东的雇员了。毛泽东怎样说，大家就怎样做。一时间，学校、工厂、街道，到处都建起了土制小高炉。为了这些小高炉，山上的树被砍光了，许多人砸了家里的锅，献出自己的铁床，去凑那个所谓标志着超过英国的“四千万吨钢产量”的数字。而结果，这些吃饭的锅、结婚的床，都被炼成了一堆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所发生的一切怪事，都是毛泽东性格的体现。毛泽东不仅通过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华民族带进了一个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同时也通过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把中华民族带进了一个最疯狂的时代。

    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对一九五八年盛行的“浮夸风”感到“可笑”。这个“浮夸风”是从哪里来的呢？风源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为“大跃进”发表了一首叫《送瘟神》的诗，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接着，社会上到处兴起了同样类型的诗：

    “社里麦穗插云间，麦芒刺破玉皇殿。” “鱼秧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宽。”

    “玉米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

    “玉米长到月亮上，惊扰了寂寞的嫦娥。”

    “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上天，使太阳也失去光彩。”

    “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与珠穆朗玛峰比高低。”

    这些诗句当然没有毛泽东的诗那麽美，但这些难道不就是毛泽东所喜爱的诗的意境吗？

    我们没有理由说毛泽东的诗是“上品”、是“佳句”，社会上按照毛泽东的诗的意境写的诗是社会大灾害的信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呼应关系。毛泽东起这个调，大家跟着唱这首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战钢铁”，这“三面红旗”是毛泽东最大的诗意。如果“大跃进”真的成功了，六亿人民都会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