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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地震预测
韩强:铃兰台的《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写的非常好，文章简练逻辑推理严密，很有说服力。
毛主席同总理关于地震预测的指导思想是专家与群测群防相结合，这是周总理总结邢台大地震以后对有关部门的指示，而且落到实处，组织起系统的科研与群测群防的体系，成功地预测了海城大地震，使世界科学界为之震惊。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毛泽东的思路，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的思路就是中西结合，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但是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决议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发展阶段论,指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并指出在中国俄国的城市起义方式行不通。在文艺上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医学上他主张中西医结合，在工业化过程中他是主张土洋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所以在预测地震上主张是专家与群测群防相结合也是顺理成章的。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
1966年，在邢台地震发生的时候，周总理有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周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 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不能只留下记录，要从中取得经验。”所以周总理一再讲，不能只留下记录，还 要留下经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总理号召科学家到现场去实践，抓牢地震现场不放，而且还讲了，“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号召：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提出，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多路探索。
国家地震局1974年6月7日至9日召开了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 国务院对《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对报告》。 1976年6月29日下达了国发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 国科学院的报告。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结论是：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 ，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国务院（1974 ）69号文件8个月之后，在渤海协作组发生了1975.2.4海城7.3级地震；在京津唐张协作组发生了1976.7.28唐山 7.8级、滦县7.1级地震。
因此地震预测的“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科研路线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同时也是当时的地震局不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某些领导与认真执行周总理指示的青年科学家的争论。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我们考查历史发现：当时在海城大地震预测成功以后，形成了东西之争。所谓“东”是指青年科学家汪成民、耿庆国认为海城大地震后，津唐地区仍然会有大地震，并且做了大量的观测。所谓“西”是指梅世蓉等人认为海城地震后，津唐地区不会有大地震在西南方向上有大地震。而实际的结果是海城大地震和松嶓大地震都成功预报了。只有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不过，由于汪成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河北青县委书记，青龙47万人只有一人受难。耿庆国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开滦矿务局，大多数矿工得以逃生。
准确地说，应该是中西结合的汪成民与梅世蓉的西化派之争。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汪成民受到压制，而梅世蓉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同时地震局长刘英勇、查查志远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政治手段，压制汪成民，以至延迟了预报，甚至不让群测群防的体系发挥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如果不是地震预测，而是一般的科学实验，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在人命关天的地震预测上，这个偏差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附：铃兰台的《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
没必要继续释放“四人帮破坏”的迷雾。事情过去32年了，一直拿“四人帮”当替罪羊，拿的着吗？地震预报是专业性和群众性很强、社会责任极大的事业。“四人帮”里面没一个是搞地震专业的，没一个是主管地震工作的，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凭什么要去干扰地震预报？
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他写道：
【1975年1月12日，全国会商会上一场争论，形成了汪成民称之为学术上的正常的"东西之争"。这场中国地震界的"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归纳一下什么是“东西之争”？所谓“东派”是以汪成民、耿庆国等年纪轻一点资历浅一些的专家为代表。他们重视基层意见，走“群测群防”道路，坚信唐山一带有大震。对立的“西派”是以查某、梅某这些处于较高行政权力、担负着决策责任的专家为代表。他们年纪相对大一些、资历深一些，专注于专家路线，不大瞧得起基层群众和一般的科技人员，他们的观点，是坚信“唐山无大震”。
“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门户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还是说到底，是由于科研路线分歧所导致的争论？恐怕这些都兼而有之吧。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汪成民对张庆洲说：“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要命之处就在这里 ——“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当权者掌握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楼刷大字报。尽管如此，当时的局领导和处于决策地位的专家（梅某等）仍等闲视之、不以与闻；他们指责基层观测数据不准，“线路很乱”，“干扰所致的误报”，甚至以十分傲慢、语带讽刺地对马希融说：“以后我给你寄一些资料来，你好好学习学习吧”，言下之意你还嫩得很，对于群测点的工作瞧不起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唐山地震预报的阻力。唐山地震后，他们又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控制舆论统一口径，让有功之臣汪成民去做替罪羊，被搞得妻离子散，这就不再是什么“学术之争”的问题了。对于国家地震局内部西派对东派的压制，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中有诸多叙述，有兴趣的可一阅。
全部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不能说与政治运动一点关系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其间的关联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批邓”，重要的一条就是批刘邓的“专家路线”。1975年后邓对于中科院的“整顿”，就是从强化专家地位和作用着手的，后来受到了批判。如果说“批邓”批掉了科技领域的“群众路线”，这简直就是一句笑话；说“批邓”批掉了唐山“群测群防”批出了漏报，就更是笑话，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然而大地震发生前，在唐山，“群测群防”确实受到了冷遇，确实没人想起去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这也是事实。谁该负责呢？
北京队预报大地震，这样要命的事情居然被副局长查某一拖一个星期、再拖又过去了五天，直到26日，终于不得不对北京队作出反应说开个会。此时预报室主任远在云南，负实际责任的副主任梅某却偏不到会。汪成民感到十分紧迫，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7月27日清晨去堵局长刘某（老红军），经再三要求，刘这才答应10点钟听汇报。刘某是忙“批邓”去了吗？不是，他是忙着看自己的鼻炎去了。
第二，有人指责说，这次本来可以对汶川大地震作出预报的，却由于要举办盛世奥运而被压下不报。对此论调，国家地震局发言人当即给予了回应，称这是“没有道理的。”以此类推，把漏报唐山地震与“批邓”相联系，是不是也同样“没有道理”呢？不能顾此不顾彼，说得通才是硬道理。更何况“批邓”远比不上奥运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全球性、这样的高潮迭起。“批邓”在1976年7月份似乎不算什么高潮吧，全国人民该干啥干啥，工农业生产同比都在增长（地震后开始滑落），怎么其他都没受到影响，偏就地震预报受到了影响呢？可见是出了大事，只好弄个说法抛出替罪羊，来蒙混过关罢了。
第三，假设1976年10月，在中国没有发生过“粉碎四人帮”这档事，那么，24万条人命，轻视群测群防，漠视基层报告引出漏报，如此天大般的事，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必然会被“四人帮”拿来当作攻击政敌的靶子，这是必然的。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水落石出。会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呢？不好说，至少不会到了32年后的今天，责任问题还是一头雾水，这样的状况太对不起24万蒙难的唐山同胞了！。当然了，我们这里只是在说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并非说果真如此，我国的“群测群防”就绝不会闹到今天这般的凋零，地震预报水平就绝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责难，汶川大地震就绝对不会被漏报，……，这里没这样的意思。
第四，如果说1976年的“批邓”政治运动耽搁了唐山地震预报，那么1974年以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何就没有耽搁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地震预报史上的奇迹 —— 1975年成功预报出海城大地震了呢？
事实上，海城地震的预报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早在1970年1月，辽南便被圈定为重点监视地区。1970年1月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确定把辽宁南部作为重点监视地区。中共辽宁省委相应组建起地震工作机构和专业地震研究技术队伍，逐步开展了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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