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教授的“极端难题”
   
   西风独自凉
   
   中青报编辑曾经给贺卫方教授出过一个问卷：“一些年轻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不想生育孩子。如果怀孕了，她们会瞒住丈夫，偷偷地去堕胎。原来和美的夫妻感情因此破裂，两人甚至大打出手。1、请问，在中国男人有生育权吗？2、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妻子，她有理由不生孩子吗？3、他们该如何处理这个家庭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谁的话分量更重？4、他们各自的处理方式是否正确？”

   
   因为婚姻法没有对男人生育权做出规定，以上这几道题被贺教授称为《极端难题》：“丈夫执意要孩子，而怀了孕的妻子却坚决要把那幼小的生命消灭掉。”
   
   如何保护丈夫的利益？贺教授给出的答案十分简单：“如果你的太太在是否生儿育女这一重大问题上与你势不两立，如果她珍惜其它东西胜过对你的爱以及对和美家庭的依恋，解决之道直截了当：跟她离婚，另找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人结婚，生去。”
   
   值得注意的是，贺教授这个答案的前提条件：“如果她珍惜其它东西胜过对你的爱以及对和美家庭的依恋—”以及口气之决绝，似在暗示：生育孩子对于一个和美家庭来说不可或缺。事实上，这只是丈夫对和美家庭的理解。
   
   如果不想生孩子就意味着不够爱丈夫，那反过来，丈夫一定要妻子生孩子，岂不是意味着不够爱妻子，同样都是因为违背了对方的意愿。
   
   贺教授对爱以及和美家庭的解读，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双收入却不要孩子的丁克（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上世纪90年代即为中国大陆所熟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日趋多元化和充满包容，当初对丁克家庭的大惊小怪，早已被宽容、理解所取代。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根深蒂固的中国，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个体差异，以及对幸福的不同理解。
   
   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一个身体健康的妻子当然有权利不生孩子。要说理由，那简直如同恒河沙数：《骆驼祥子》、《悲情城市》等著名影片对生育场景的渲染和妇女生育痛苦的逼真再现，都很可能会导致女性对生育感到恐惧，成为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无数心理学研究报告都在证明这一点。
   
   认为女性首先是一架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或者结婚就是为了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未免太过迂腐。
   
   个人以为，生育权是夫妻双方共有共享之权利，任何一方都无权强迫对方生孩子；女方因为要承担怀胎十月以及生育的痛苦，在决定是否生育孩子的问题上，话语权和实际控制权相应更大一些亦无可厚非。
   
   丈夫与不想生孩子的妻子离婚，只是表明在生育孩子的问题上无法与妻子达成共识，对和美家庭的理解产生分歧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不应包括贺教授所隐含的道德评价：即妻子不够爱丈夫，或不依恋和美的家庭。
   
   中国传统生育的观念非常强大，假如明确规定身体健康的妻子有权不生孩子，相信99%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权利。
   
   在媒体编辑给贺教授所出的问卷中，感觉夫妻双方的做法都有欠妥之处：妻子一旦决定不要孩子，应更多地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无论如何都不想要孩子，也得先把“预防针”打好，向丈夫阐明不要孩子的原因，即便无法取得丈夫的同意，至少堕胎之后，丈夫不会突然受到那么强烈的刺激，以至双方大打出手。
   
   由于体力上的优势，丈夫与妻子打架肯定不对，涉嫌家庭暴力。而且，一个心胸开阔、对妻子充满爱心的男士，妻子未与自己商量便跑去堕胎，应该首先为自己无法赢得妻子的充分信任而感到内疚，并向妻子道歉；在详细了解妻子不要孩子的原因之后，想办法打消妻子的顾虑。如果实在无法说服妻子，而自己又非要孩子不可的话，可考虑贺教授的建议，“另找一个愿意跟你生孩子的人结婚”。
   
   总之，经过充分的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仍然是一个想要孩子，一个不想要孩子，那就只好离婚。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是夫妻双方对和美家庭的理解不同而已。
   
   人们对托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和美幸福的家庭，有没有孩子不是必须条件，夫妻互敬互爱，在诸如要不要孩子这些问题上尽量取得共识才是根本。
   
   爱，意味着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他（她）首先是独立、大写，用自己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的人，然后才是你的爱人。参差多态、求同存异、容纳异己：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立场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家庭也是社会和谐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