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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1日讯】(编者按:2006年12至2007年1月间,从监狱出来的高智晟律师给胡佳写了几篇共一万多字的信和短文,记录了零六年的被捕经过及山东警方曾发出杀掉他的指令,表明自己虽然不得不暂停工作,但心身依然健康。这些信及文稿由胡佳传到了海外。当时为了高律师和胡佳的安全,我们没有发表出来。一年多过去了,如今写信人不知所踪,收信人正在铁窗下受难,支持帮助他们的朋友在被迫害。在确认中共警方已得悉这些信件是由胡佳传出及其中的某些细节后,我们将它们陆续发表出来,希望引起读者对高智晟、胡佳乃至中国人权的关注。为安全见,部份内容被删除。题目为编者所加。)
亲爱的胡佳及曾金燕:
你们好!
有许多话要对你们说,提笔却不知从哪里谈起。但此时此刻,我急切要表达的即是对你们的夫妇敬意及谢意。感谢你们为我们全家所行的一切!感谢你们对人类良知、正义价值的顽强,甚至是舍身的坚守,我们一家最真切地看到了反文明势力在你们这样的坚守面前所表现出的绝望及束手无策,我们全家将和这个时代一起铭记住你们的名字和这俩个年青人舍我的道德元气。 在切入今天的正式话题前,我们的另一个急切要表达的心愿即是通过你们的恰当的方式,务请转达我们全家对亲爱的郭飞雄和严正学全家的敬意和问候,务请转达我们的亲爱的张敏、高洁、许琳、赵子法、易凡等朋友的敬意和谢意及问候,特别转达我们对陈光诚一家及他们的敬意和问候。
今天,在这里,我不打算谈的太多,太详尽,谨就8月15日至今所发生了的情势大致上谈及之,如何能将写好的东西送到你们的手里,是我们下阶段面临的难题。我的家仍24小时被数十名便衣围的水泄不通,四名保安24小时守睹在我的家门口,他们竟将单人床摆在本来就很狭窄的上下楼梯口拐弯处,给这一单元的居民上下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对我一家的贴身跟踪则更不分时间、不分场所,包括到幼儿园接送天昱。我们仍不能与任何人接触,我们试着买了几次电话卡,但每次一买完后即被跟在身边的便衣出示警察证将号码调走,根本无法不受干扰的使用。当下外界看到的是我一语不发,但人们看不到的则是我们身处原始人状态,无法发出一语的恶劣条件。
2006年8月15日一大早,我打开姊姊家的窗户发现当天对我的围睹情况较往日比有些异样,北京的车辆由原来的三辆的增加至十几辆,平日里楼下守候的不足20人增加到足有二百多人,整栋楼的前后左右围满的北京来的便衣,已围堵、跟踪了我一家七、八个月。基本上都成了熟面孔了。外围则有更多数量的当地便衣围堵,看到这些明显有别于常目地的情形,我等未特别在意。
一则,从2005年10月份起,这样的阵势就会被摆弄出来;二则,一个软硬不吃的我,已令当时的中共反文明势力的精神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我的抓捕及野蛮关押是他们唯一能有的选择。对此,我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对我而言,我对对手的野蛮抓捕及此极为非法和鄙劣程度估计平重不足。8月15日早晨及前一天晚上,我因闹肚子没有吃饭,12点钟之前,我一直躺在床上读《圣经》,约12点左右,忽然一声巨响,姐家的门被砸开,一群暴徒应声闯入,几名大汉跳上床对我拳打脚踢。这样的过程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的。瞬间,即有四人骑在我身上,其中一人就坐在我的嘴上,我当时己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其他人也扑过来围住我,其中二人死死的揪住我的头发,另二人使劲按住我的眼睛,我被一群人制服住,他们将我的双手背铐住,同时用黄色腰带在我双眼绕了三圈又强行压至双腿跪地,又用腰带在我的嘴上绕了五圈,后又将一个布质似的东西套在我的头上,紧接着我听到的是翻箱倒柜的“搜查”。不一会儿,我被一人带下楼,上了一辆车,一上车即听到有人说:“路上乱动就捶他,捶死他”。这是整个接下来近九个小时我听到的唯一的一句人话,随即又有人在头套外开始在我的嘴和眼的位置上绕腰带,先在眼睛上绕了有十几圈,一大群人对姐家里的“搜查”极为详细,我的车队开离楼下后停下来等了一个多小时。
在接下来的八个多小时里,我被双手背铐着,眼睛上里外被蒙了十几圈,且在行驶的车里,仍不足以消除押解者心中的不安,我感到我坐在一辆不小的面包车里,尽管背拷着双手,但仍有二人坐在我左右恶狠狠的按着,他们显然是嫌太累,几个人轮流按着我,一路未敢松手。
大约八、九个小时后,我感到自己被绑架进一座楼里靠墙站着,我所能听到不少照像机忙着照像,我听到有人主张给我取下头套,也有人认为不妥,最后有人说“肯定得取下,早晚的事,取下来。”头套被取下后,我看至少不低于十几架照相机、几台投像机正围着我忙着,周围还有几十名警察。
我被抓时,身上只穿着短裤、背心,我被按着,像大熊猫一样任人拍摄,现场只有相机工作的声音,我嘴上的胶带被打开后,我开始对警察及摄像者调侃起来,但无人敢应。
稍倾,一名五十开外的大个子警察向我宣布拘留证并要我签字,我提醒他:“你的拘留证上涉嫌的罪名还是空白的,其次,我不会配合邪恶势力政治迫害的任何坏事。”随后,我被架进4道铁门的牢房,这时候大约是晚上9点多。
进牢房之前,我被告知“从现在起,不允许你使用你的姓名,你从现在起叫‘8.15’”。被推进牢房后,那些在押犯人告诉我,警察已交代过,不允许任何人问我的名字。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我即被唤做是“8.15”,偶有人问及我的名字,都会被迅速制止。
在接下来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开始让我经历“生不如死”的精神痛苦过程。当天晚上睡下不到5分钟,牢房铁门响起,“8.15提审”,刚颠簸了9个多小时,全天未进一口水的我,被铐住双手后架到审讯室。我被按在一个特制的铁椅子上,该铁椅被固定在地上,该铁椅的设计体现了人性的极致阴暗及鄙劣,脚脖处和腰间有两处铁环固定。
我被固定在铁椅上后,特别设在墙上的两盏强光灯开始加入到“促我改造”的“工作”中来,4名警察开始了针对我的极其老练的“工作”。他们告诉我:“8.15”要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要是彻底低头,马上放人。没收全部财产的工作,我们已做完(我当时还未意识到这句话对我的妻子及两个孩子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你很硬,我们不怕。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时间不会很长,一般就那么10天到2周的时间,一般人熬不过我们这10天左右的突击阶段。实话给你说,除了“法轮功”外,我们至今还没有遇到能熬过第一阶段突击这关的,你表个态度吧?
我告诉他们:我只对两个话题有兴趣,其一是如何尽快结束暴行,还我自由;其二是如何启动结束暴政,还中国社会文明与自由的政改,其余的不谈。但愿我能成为“法轮功”之外熬过“突击关”的人。
我的话成了让其头目恼怒的条件,“8.15你听着,我们绝不让步,在国内问题上,我们绝不会让步,我们什么时间让过步?今后也不会,我们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换来的政权,哪能交给你和郭飞雄、范亚峰这样的人手里,我们绝不会。实话告诉你,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你现在应该感到我们的强大了吧!我们的强大你们永远想不到。今天你还没看出来吗?”
我对曰:“我确实未揣摩过你们有多强大,但我能准确判断出你们有多懦弱及低能,自称强大的中共绝对不敢把我们之间今天这样的对话公开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我一个人,敢在任何场所,任何时间,进行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的对话、辩论。拥有几百万军队、拥有国家机器的中共就绝无这点胆量,你们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强大,恰恰反映出你们的无能、无知、无耻及无奈!换句话说,强大的中共敢不敢将今天咱们的谈话内容在网上公开?不敢!我敢,强大的中共绝不敢。”
就这样,双方一直话不投机,他们开始对我轮番进行持续的精神折磨。每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们定会准时来提审,整夜整夜将我固定在铁椅上“突审”;白天强制进行整日整日的“坐板”(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行”,就是不让你睡觉。
到第四天,抓捕那天打过的伤口开始大面溃烂,尤以两条腿部为甚,整个两条腿迅速呈蜂窝状。由于长时间不能睡觉,加之不能见到阳光,腿部的伤全变成了紫黑色的皮肤病。果然被他们言中,不到10天时间,我开始出现精神恍惚、急躁,全身皮肤病奇痒难忍,真到了一种生不如死的难熬的状态。
到了10月底,我累计被锁在铁椅上的时间达400多小时,被强光照射400多小时,被强制“坐板反思罪行”500多小时。我开始了恐惧,我担心我就这样死去,想到了我的妻子、孩子就这样失去了我,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孤助无依。尤其得知耿和为了借几百生活费而到处奔走(当时并不知道她被围堵、殴打),得知,只要我不“认罪”,我的妻子和孩子将永远面对生活绝境时,我的心如刀搅。
另;他们还多次强调:“若不低头,即很快会将温海波、马文都、耿和、焦国标抓捕作为同案一并审判,并说焦国标够不到犯罪也没关系,可劳教他两到三年,请你自己惦量。”
我开始了一种新的思考,为了不确定的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选择牺牲我最亲人的眼前利益,将他们娘仨和其他无辜者推向艰难生活的绝境是否人道?是否道德的思考?警察就公开告诉我“只有你低头认罪,你的家人、孩子才能获得生活费,才能减轻对你家人的压力。我们不急,我们可以等你几年,你的老婆、孩子饿死责任在你”。经过痛苦的反思,我选择了“低头认罪”, 条件是写上从扣押我的财产中给孩子五千元的生活费。但我又一次对对手的鄙劣估计不足,在写所谓的“悔罪书”“公开声明”的问题上,双方拉锯式的往来了几个星期,给范亚峰的一封信写了好几稿。“悔罪书”“公开声明”干脆就由他们写成,公布出去初稿他们也不给我看,并逼着我对摄影机说:“这是我自愿写出来的”。为了妻子和无辜的孩子,在技术上,我选择了屈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耿和、孩子没有获得一个基本的保障条件前,我将独自忍受这屈辱的苦果煎熬。耿和、孩子跟着我,从来未享过一天的福,我实在不忍心使他们娘仨陷入无限的动荡和危险之中,为了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是一生的时间,我将甘愿牺牲我自己的一切!中共反文明势力的邪恶超乎所有人的想像。耿和、我的孩子何罪之有?耿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打的满口牙松动,手指被打伤至今未愈,格格被多次殴打,小天昱遗失后,便衣竟干出阻止孩子的姥姥去寻找的这等冷血之举。我的三个无辜的侄子多次被非法关押,公安部陕西省公安厅及当地公安利用一切下作手段恐吓、压迫我的全家,全家都无法正常的生活。北京的流氓警察竟干出长期住在我家里客厅这种丑事,他们无法无天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形下换来我的“改变”是何等的荒唐。中共反文明自己也完蛋,他们全明白这一点,这在他们目前对我寸步不离的控制上即能看出窘境。前天我去接格格放学,孩子把我拉到操场上,耳语了二句话:“一、我坚信爸爸,二、不要为我和弟弟考虑太多,即便要了我的命,我也愿意爸爸坚持下去”。我既未改变我的过去,更未改变我的做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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