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与友人谈话》纪要节录之五

   　　「六四」不是迫不得已

   　　「六四」问题……李鹏内心可能有想法，我去朝鲜前他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

   　　赵紫阳说：「六四」问题不是不可以用对话平息。当时有三个机会可以用对话来解决：一是耀邦的灵柩送到八宝山后，采用对话说服，不要激化矛盾。学生集会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的悼念活动，因为学生的悼念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悼念，开追悼会。

   　　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已顺利送到八宝山，可以说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经过各方面说服动员进行复课，事件是可以平息的。事实上，在我去朝鲜之前，事态也是向缓和方向发展的，是在向平息方面变化。

   　　赵紫阳接着说：关于「六四」问题，我去访问朝鲜前没有明显的争论，当时提的方针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针，邓是同意的。李鹏内心可能有想法，我去朝鲜前他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李鹏送我到火车站时，问我有什么交代的没有。

   　　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二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三是对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也没有讲不同意见。回去后，他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

   　　谎报军情

   　　但我去朝鲜后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声称情况严重，常委开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是人们所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求建立组织，大势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在北京，他们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在平息。他们在常委会上又把情况说得太严重。李鹏主持会议，他作总结：「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邓一向对学生闹事游行反感，他听李鹏一讲，觉得问题严重，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一场动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这个「四．二五讲话」，给学生运动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激化矛盾

   　　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接着又发表「四．二六社论」即「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就引起四月二十七日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把矛盾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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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与友人谈话》纪要节录之六

   　　一九九三年四月

   　　两面都不买我的账

   　　为了转移视线，根据社会上的舆论焦点，我提出了反特权。我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

   　　赵紫阳说：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同志的讲话，又发表了社论：说是邓定的不能动，学生要求收回社论，怕秋后算账。而李鹏和北京市委坚持「四．二六」社论不能退。他们包围我，声称一定要守住社论不能改。在这样僵持不下的局面下，只有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办法，不再说「四．二六」社论。

   　　为了转移视线，根据社会上的舆论焦点，我提出了反特权。我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涉及我本人，也一样。再就是反特权要从中央做起，从中央常委做起，取消中央常委的特供（指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享受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指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轻车简从。

   　　教委主任否定总理讲话

   　　另外，在五月四日接见亚洲银行会时，我发表了学生和政府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八字方针下解决问题的讲话，主张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个讲话反应也是好的，北京七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上也作了报道。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也会好转的。

   　　赵紫阳说：但是这时何东昌（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却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精神是不一致的，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我在亚洲银行会上的讲话。一个教委主任，竟这样大胆地否定我的讲话，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何东昌的讲话传达下去，人们普遍认为赵紫阳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为「四二六」社论火上加油

   　　这时学生就愈发有顾虑，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个说法，而另一些人则坚持「四．二六」社论不能退，并还收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那里送，还发表一些刺激学生情绪的话，进行两面挑，而我和学生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账，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学生这边愈要求对「四．二六」社论有说法、对政府施加压力，邓的那边决心也愈来愈大，而学生闹得愈厉害，李鹏、北京市委对邓小平的影响也就愈来愈大，这就形成僵局。李鹏还将我的军，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学生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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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与友人谈话》纪要节录之七

   　　一九九三年四月

   　　小平同志只要说一句话

   　　我还请许家屯来……我对他说：现在主要问题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

   　　赵紫阳说：当时我深切感到只要邓小平能说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问题并没有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我来做，我承担责任。经过多方艰苦努力，形势也可能会缓和下来。

   　　只须在社论上退一点

   　　我认为虽然事情弄到这样地步，也不一定非动武不可。搞军管，势必发生冲突，一冲突就要流血，还担心那样会引发工人大罢工。这时再用上纲上线想把群众压下去是不灵了，用权威人士压也不灵。只有在「四．二六」社论上退一点，修改社论乃是不可绕过的焦点。当时事情拖得已很久，学生也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已经不多了，北京的学生都回去了，留在广场的多数是外地学生。退一点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免除秋后算账之忧，事情是可以好转的。

   　　「老爷子」脾气难测

   　　赵紫阳说他不同意动用警察，因为那样做会激怒广大群众。赵紫阳接着说：为了缓和松动，争取退一点，我还请许家屯来，从中作些疏通工作。我对他说：现在主要问题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还要征求常委的意见，请你帮助一下。

   　　据许家屯回忆说杨尚昆声称，我去同老爷子（指邓）讲，但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以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去。杨尚昆还说，你告诉赵紫阳，让他先这样做，假如有责任，我是第一个。

   　　赵紫阳又说：五月十六日，上午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下午我会见。晚上开常委会，在常委会上我正式提出对「四．二六社论」要有个说法，定性不恰当，要改。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改「四．二六」社论不能涉及邓小平，小平同志只要说一句话：「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这就行。

   　　友人插话说：听到的党内传达是给你在朝鲜时发去的电报，你是同意了的，但回来后又变了。

   　　赵紫阳说：我在朝鲜时发给我的电报是指邓小平的「四．二五讲话」。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是内部讲话，我不能不同意，但我没想到他们把小平这个讲话公开出来，更没想到会公开发表「四．二六」社论，在朝鲜时我没有看到这个社论，根本没有发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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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与友人谈话》纪要节录之八

   　　李鹏可能有私心

   　　赵紫阳说：就在这天晚上我提出要修改社论……李鹏说：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

   　　友人说：在悼念胡耀邦期问，有很多学生并没有上街游行，「四．二六」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

   　　赵紫阳说：就在这天晚上我提出要修改社论，并声称：自己虽然没看到这个社论，自己也要承担责任。李鹏说：如果改，你我都将会下台。

   　　定性在前讲话在后

   　　赵紫阳反驳说：情况不是那样严重，李鹏说：没有必要让你承担责任，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就这样我和李鹏发生了争论。李鹏又说「四．二六」社论是邓的讲话。我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是定性在前，讲话在后。

   　　李鹏接着又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说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

   　　赵紫阳说：五月十七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就是这样说的。

   　　赵紫阳又说看来李鹏可能有私心。

   　　赵紫阳接着说：第二天我给邓写信要求面谈，邓通知了几个人，有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和我。我们去了邓家。

   　　本来是我要求谈话，他通知了这么多人，显然不是听取我的意见，但我还是重申了我的意见。姚依林、李鹏说学生动乱不能制止，是赵紫阳在亚洲银行会上的讲话引起的，这个讲话使学生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这样，居然在会上突然向我发难，看来预先他们是开了会的。会上谈到要实行军管，我说搞军管，我担心出现严重情况，我很难执行。

   　　反对军管便要下台

   　　到最后关头，如我赞成军管，总书记还可以当下去，我反对军管就要下台。是继续当总书记，对学生采取强硬方计，还是下台，我选择了后者。说到这里，赵紫阳沉默一下郑重地说了：不赞成军管和不当总书记，我是连在一起考虑的。

   　　从邓家开会回来后，我就准备写辞职的信。胡启立也反对军管，乔石原来不赞成军管，在这个会上也赞成了，杨尚昆原来反对军管，后来也赞成，最坚决的是李鹏、姚依林。

   　　其实，在军管问题上，这几个人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就是五个人都不赞成，也会实行军管的。但在邓家开会之前，我的意见是多数，我、启立、乔石、尚昆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