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唐山警世录34:唐山悲剧能否不再重演
人类居住的家园，正在被强烈的地震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领袖还是平民，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一样地渴望生存。
人类面临大自然的严峻挑战：如何进行地震预报。
我带着这个有着悲壮色彩的尴尬命题，采访了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教授。
我与小汉教授谈话的目的在于，大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在地震科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唐山大地震悲剧能否不再重演。
这个世界性的命题太大了，似乎应该是联合国秘书长考虑的问题。其实，我们注意到安南先生已经开始考虑了。我与小汉先生同是地球村的村民，“位卑未敢忘忧国”吧，就斗胆来研讨这个大问题了，给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提一点建设性的意见，敬请海内外有识之士赐教。
<世界地震预报现状/font>
张庆洲：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不仅唐山人在思考，全人类都在思考：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人类似乎难以应付大自然的严峻挑战，所以只能保持一种无奈的缄 默。人们能够做的，仅仅是每当某地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把金钱和泪水献给不幸者。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交着昂贵的学费——生命。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
我想知道的是，现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地震预报现状如何。
刘小汉：地震是突发性的严重自然灾害。
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这个难题在于：政府和公众的需求与地震科学现状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地震 预报的研究，社会公众的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各国的地震研究机构非常为难，无论如何也难以作出精确的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全世界短临预报的最高命中率是30％左右，而这个只有中国才能做到。前几年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地震预报研究，在世界灾害预报科学界引起 了一场很轰动的争论。地震预报究竟该不该做，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报，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和政府部门，相对来说比较悲观。 日本政府已经不再投入了。美国的投入越来越少。中国政府还是相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仍然在不断地投入，希望科学家继续研究。
但是，一旦发生大地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地震科学家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社会公众是纳税人，更有发言权啊。就说不要他们了，这帮科学家很笨！政府 也会指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每年花费好几千万美元，都做了些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地震科学家为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干脆躲开短临预报这个研究领域了。但 是打的旗号还是要研究，实际内容却偏重理论研究了，什么岩石圈结构，什么岩土力学等等，我也可以写论文也可以有研究成果。但是向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尤其是 短临预报我不愿意干。有意无意之间就回避了。
从职能部门来讲，他很清楚完不成这个任务，但职责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他可能就考虑宁可少报，非得有特别大的把握才报。而“特别大的把握”，只是一种理想或是幻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考虑，地震科学家预报了一个地震，根据临震预报停工放假人们都去躲避地震，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公众搬出去一个礼拜了不 震，过了十天半月的还不震，你科学家说这是怎么回事？大都采取这种极端化的措施。就没有类似天气预报降水概率50％或是30％那种概率预报。世界上地震预 报准确率一般也就是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发不发警报？假如说明天纽约可能发生7级地震，概率15％，行政管理人员一想，这种警报没法发！
张庆洲：这种令人堪忧的现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还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
刘小汉：全世界的普遍问题。政府要求科学家拿出准确的预报，科学家拿不出来；政府认为你拿不出准确的预报，我就没法办。这是一个死结！几乎所有的政府都 是这种观点。所以呢，就别让老百姓知道什么震情，封闭得越严越好。科学家说要有地震，政府说你有把握没有？科学家往往无言以对。有一天真发生地震了，政府 就告诉纳税人：对不起，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还不行，很抱歉！
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真的发生了大地震，政府没有发布预报，老百姓就怨恨政府；政府就责怪科研机构；科学家就有苦难言。这三大群体之间就出现了三堵 墙。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使得政府、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三堵墙越来越坚固。三大群体之间互相不理解，甚至互相扯皮、推诿、抱怨。?
现在还不能够承认预报科学的现状，根据这种现状采取适当的防灾备灾措施。
中国地震预报领先世界初探
张庆洲：我国政府从60年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周恩来总理语）三十多年来，政府不断地投入资金，那么中国地震科学现状如何呢？
刘小汉：国家地震局的几个研究机构下了很大力气。由于压力非常大，所以希望做出高精尖的研究。对一些比较“土”的经验类预报方法，他们就顾不上管也不大 相信。在他们做决策的时候，一般不大考虑土办法，像土地电、地应力等群测群防手段，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相继下马，任其自生自灭了。
从长远来看，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研究到什么年月才能够达到精确预报的程度呢？现在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相反，一些经验性的土办法倒是比较灵光。比如，近几年新疆、内蒙的几次地震，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的科学家，用比较“土”的办法报得非常准确。地应力、地 磁、次声波、天体引力激发地震等等十多种方法都比较灵光。我们就对比呀，预报意见和实际发生对比，评分比较高的都是属于经验科学的。
张庆洲：您认为经验科学的土办法有十多种，是否以黄相宁的地应力为例剖析一下，这种监测手段“土”到什么程度？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资助地应力？
刘小汉：地应力记录的曲线多种多样，什么样的曲线发生什么样的地震，没有一个精确的模式来判断。数学上1＋1＝2毫无疑问，地应力不行，它在一定程度上 依据科学家本人的经验来判断。以往发生地震的曲线什么样，现在的曲线又出现了类似；曲线不完全一样，但它有一个相似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精确。从自 然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不行。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在人类尚没有高精尖仪器的今天，地应力起码能大致预测地震！而这个极其宝贵的一面呢，在科 学界和高层次领域不大被接受。
这造成了很多对地震预报很有造诣的科学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他们没有经费支持，有的甚至还受到了一些压力，这可能是科学上的竞争造成的。各行各业都有竞争，“文人相轻”嘛。
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削弱了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整体预报科学的能力。你正规军打不成，我民兵能打，可你不相信我民兵，又不让我民兵打……
这种现象是很糟糕的。
小汉先生很机敏也很健谈，但是谈到中国的土办法下马时却很吃力，吞吞吐吐似有许多难言之隐。他谈的只是中国地震界那场争论的结局：国际地震界一些科学家 认为中国“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的宝贵经验，我们自己却大大咧咧地扔掉了。今天扔一点明天扔一点，一直扔得联 合国全球计划项目心疼了，拨出款项来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能够继续研究。
其实，唐山大地震以后，中国地震界便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土办法了，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顾迈南、刘剑钊和郭远发早在80年代初曾撰文《地震预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指出：
……
唐山地震漏报以后，那种所谓的慎重论和怀疑论又抬了头。有些专家说：“目前的观测手段和预报方法太简单”，如同“看图识字”，“有的地震即使报出来了， 从理论上也说不清楚”……有些同志还主张把地震预报只交给专门人员作为探索性的理论课题慢慢加以研究，什么时候理论上“过关”了，搞出些模式，什么时候再 考虑预报。
……地震预报工作，对于震情的观 察、研究，目前确实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这第一步是很可贵的，已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些专家至今并没有认真分析过各台站和群众 测报点震前观测到的各种异常资料，他们又有什么根据说这些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呢？许多科技人员说得好：“认为目前预测预报地震的方法太简单，是‘看图识 字’，我们也承认。但是，‘阳春白雪’当然很好，问题是目前世上还没有，倒是‘下里巴人’已经给广大人民群众消了一些灾，除了一点难。”
人们认识任何事物，一般都是先从“看图识字”开始的……当前地震预报工作者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料，他们所用的手段和方法，既是对地震规律的认识尚处于初级 阶段的表现，也是取得更深刻认识的十分重要的基础。轻视这些珍贵的资料和可行的方法，轻视已有的宝贵经验，甚至对之持否定态度，是不科学、不实事求是的。
……
……由于指导思想上轻视实践的观点尚未得到根本的纠正，这些台站在人力物力等方面还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有些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已经或正在脱离观测和预报的第一线，逐渐往所谓的“纯”理论研究方面转……这些都使震情的监测和预报工作受到了削弱。
……
将近20年过去了，今天重新拜读顾迈南等先生的文章，不禁为他们的远见卓识惊叹。遗憾的是这种忧国忧民的呼吁并未能扭转大局。有幸的是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慷慨资助，中国的“下里巴人”才给世界献上了一片勇于探索和实践的曙光！
没有路，踏出去就是路
张庆洲：我采访过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很多人。我以为这些人很有水平，如杨友宸、马希融、田金武、李伯齐、王建功、姜义仓、侯世钧、吕兴亚……他们都曾经预报了唐山大地震。按照临震预报三要素来衡量，报得最准确的不是科学家，而是这些唐山地震工作者！
他们的家在唐山。
他们一旦发现家乡有大震的危险，便全力以赴昼夜监测了。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