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庆洲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不见一丝感动。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几个月，中途回北京汇报了几次。地震发生时，人们对我是肯定的口气，说老汪你对了。我在唐山几个月回来，没想到情况全变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径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唐山大地震漏报了，我这个震情分析组长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识到这是面临坐监狱的问题。我想，唐山如果没死人，这事很容易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争论，谁对谁错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万，人们就不敢提过去的事。因为，认为唐山没有地震的正是当权的人。
   
   　　我不服，越不服就越糟。军代表出面做工作了。他说你拿党籍保证。我说我不是党员。他说你竟突出自己能入党吗？我妻子也受了很多压力，我没什么好说的，夫妻两个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那些日子，我再脆弱一点就要发疯要自杀。
   
   　　汪成民性格内向，他平缓的叙述令我感到压抑。凌乱的茶几上，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有的资料已经泛黄了，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的图纸线段模糊，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可是制图者已经震亡了。这些珍贵的史料他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
   
   　　地震科学家要证明什么呢？

此文于2008年05月2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