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个黄昏漫步于一片行将拆迁的老街区。霞光映照于古旧的墙体上，连那些扭捏而丑陋的“拆”字也被掩映其中。光线氤氲，柔和中显出静谧，沧桑中袒露祥和。刹那间的震慑，我满怀激动却无以言表——只能用庄子的那句话来形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弗朗索瓦•里卡尔评论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为一部“关于毁灭的小说”。但我认为，从深层上讲这更是一部“关于回归的小说”——回归毁灭之前的本真之美——尽管这很大意义上只能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追忆。上大学时因一个“玩笑”而被开除的路德维克，十几年后怀着报复的目的重返家乡摩拉维亚。他回述了当年那场“玩笑”的前前后后，并目睹了家乡的民间节日众王马队游行。之后在恍然与失落当中，曾是扬琴爱好者的路德维克与好友在小乐队里演奏起扬琴音乐。里卡尔说，此时沉浸在扬琴乐声中的路德维克，犹如一个被遗弃在小岛上的流浪者，但他恰恰在那里寻到了回家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从前的世界，但却是一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

   在刻画此时路德维克的心理时，昆德拉再度展现了自己温情和动容的一面：“我可以突然重新热爱起这个世界。我之所以热爱它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世界（并无思想准备地）实在可怜，可怜之余，更为孤楚。无论是隆重庆典还是鼓动号召；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社会乌托邦，还有庞大的文化干部队伍，都对它弃而不顾，这表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只是故作姿态地跟从，表现在泽马内克（连他这样的人）也掉头而去。正是这样的孤独在净化这个世界，使这个旧日世界像垂暮之人一样纯情起来；它使这个旧日世界沐浴在一片弥留之美那令人无可抵御的最后的灵光之中，这样的孤凄对我包含着谴责。”

   里卡尔说，路德维克体会到了一种“毁灭之美”。我对此已有过论述，其实毁灭本身并不美，美的是毁灭过程中对美的最后一丝执拗的坚守。最终促使路德维克放弃一切仇恨的原因，便是他在恍然之中被这“毁灭之美”所触动与感化，他隐约触摸到了那“无言”的天地之“大美”。

   真正的文学大师，必然是对人世的“毁灭之美”有着敏感的触觉。若只见其“美”而无视深层的“毁灭”，便是对奴性的浪漫主义渲染，这在当今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已泛滥成灾。王朔、余华、莫言、余秋雨、贾平凹……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中国当代的主流领域已无文学，有的只是文字垃圾。苦难中国本是一片孕育文学的“沃土”，但主流言说者们却纷纷瞎了眼，或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反观而论，如果只见“毁灭”而丧失了感受“美”的人文情怀，这个世界便只剩仇恨、征服与杀戮。这便是同样最初都缘于现世拯救，基督精神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会最终道路迥异的人文主义本因。基督精神源于一场毁灭——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和一场重生——耶稣的复活。复活的耶稣，便是代表着经历涅槃之后的天地之“大美”，那是神圣、庄严、和睦、卑谦、宽容与救赎。

   “美”之人文情怀的丧失在文学领域表现为文字暴力的张扬，包括语言表述的暴力倾向和深层思想的暴力倾向。它最终要么导向虚无主义，要么沉迷于乌托邦的白日梦。这是需要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着重注意的一点。即使昆德拉也会在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文字暴力的倾向，但他也总能在关键时刻如路德维克那般选择“回归”，回归温情与理性、宽容与救赎。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史上，沈从文是最能诠释天地之“大美”的一位作家。平庸者们（包括我们的教科书上）将沈从文视作飘忽忽的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其实在沈从文式的“唯美”与“浪漫”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一个时代的毁灭，他那些看似喜剧的作品全是一种莫大的悲剧。比如《边城》所描绘的世界，便是一个已经被毁灭掉了的“从前的世界”——这里的“从前”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在那个人人围着阶级斗争被政治流氓耍的团团转的时代，沈从文无疑是个最大的异类。秋风秋雨愁煞人，当连胡风都在高呼时间开始了的时候，沈从文自此却偃旗息鼓。只有后者才真正预知到，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开始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之“大美”不仅仅承载于文学，亦承载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领域，人是目的、道德法则、有限政府、民主人权等等，这皆是构筑在一次次“毁灭”之上的、为我们所求索到的天地之“大美”。是以，“天地之大美”，正在于其“不言”！

   《民主论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