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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和回憶——論清代憶語體散文的敍事
悼亡和回憶
——論清代憶語體散文的敍事
耶魯大學 康正果
一從哀悼說起
死本為生命的終點，在平均壽命遠低於今日的古代中國，能活到盡其天年，已很值得慶幸。一般來説，只有夭折才是最令人感到傷心的死亡。孔夫子哭顏淵，之所以哭得很悲慟，顯然與他那位賢弟子死得太年輕有關。“哀”這個字因而常與短命的不幸聯係在一起，像“哀公”或“哀帝”之類的諡號，據諡法的界定，便專用於短命的君王。 而按禮儀的規定，哀辭的寫作也只適用於夭亡。 比如曹植的〈金瓠哀辭〉和潘岳的〈金鹿哀辭〉， 所哀悼者便都是作者自己的殤子。死者均為幼兒，自然談不上有什麽功德可稱頌，要追摹其生前的形容，充其量也只能堆砌些生來多聰穎，長得多可愛之類的美言，用文字勾繪一幅可資懷念的遺像，聊以表生者的憐惜之情而已。 由此可見，哀辭這類小篇章雖不比另一種專為有德有位者所寫的誄文那麽正規和莊重， 但由於同樣偏重讚美死者，其修辭也頗講究鋪陳。正是有鑒於這種“辭賦體”固有的泛文趨勢，在總結哀辭的文體特徵時，劉勰特別強調說：“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劉勰生當浮華文風盛行之世，他對“情”或“質”的強調本有其現實的針對性，這並不意味著他不重視辭采。《文心雕龍》本來就是一部駢體文寫作教程，其中大量的篇幅都在教導讀者如何把文章寫得文質彬彬，辭采飛揚。因此，論及哀辭的寫作，劉勰特別對巧於序悲的潘岳作重點的表彰，點出了這位文字“哭喪家”在鋪陳悲情和藻飾哀悼上有所創新的成就。 但劉勰對潘岳的評價僅止於哀辭，卻未及他著名的“悼亡詩”。其實就開創性和對後世文學的影響而言，潘岳的悼亡詩要比他寫的那十幾篇哀辭重要多了。唐宋以降，隨著駢文的沒落，辭賦的寫作在文人的集子中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重視，潘岳其人及其作還能引起後世關注的，除了他那傳説中的美男子典型，也就只剩下他哀悼亡妻楊氏的三首五言詩作了。可以簡要地總結說，在中國哀悼文學的演變史上，潘岳的貢獻是在工於哀辭之餘另辟蹊徑，開創了詩詞中“悼亡”一體，為文人詩詞的寫作確立了一種專用於哀悼已故妻妾的典範題目。從此以後，“哀”這種本來僅偏重於夭亡的文辭感傷，由於旁及男人所愛的女人，遂漸染上“艷”的色彩。
潘岳的〈悼亡詩〉 寫於亡妻周年期滿，他離鄉赴任之時。按古代禮制，妻死，丈夫要服喪一年。如今詩人已盡了他為夫的責任，在重返官場前賦一賦悼亡，既作爲向亡妻的纏綿告別，也藉以排遣悲懷，表露他再次入仕的意願。從那些略顯重復而拖遝的詩句可以看出，詩人正在從長期哀悼的情緒中掙扎著恢復過來，他一面絮叨地訴説哀傷，一面又自我寬慰，反復以莊周鼓盆而歌的故事開導自己。寫這樣一首悼亡詩，也就是把詩人對死者的哀悼轉化為可詠嘆、可感懷的文字，使個人的悼亡之情獲得一種“哀感頑艷”——即今日所謂雅俗共賞——的效果。為將此一詩化的感傷寫得富於感染力，潘岳的詩筆特別聚焦妻子死後的閨中遺物，通過優美地展示幃屏、遺掛、長簟、枕席等用品，極力烘托臥室内的空洞感以及置身其中的恍惚悵惘之狀，從而營造一種睹物思人的氛圍。被羅列出的遺物於是散發出亡靈附著的氣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化爲死者的替身，充當了渲染哀傷的道具。
元稹的〈遣悲懷〉三首也突出了潘詩中自我寬慰和睹物思人兩個要點。但兩相比較，即可看出，潘詩並無回憶的細節，退隱在物件背後的亡靈是面目模糊的，她並沒呈現為被回憶的人物。五言詩的寫作仍受辭賦的影響，即便是悼亡之情，在詩作中也只被作爲分門別類的辭采構件來展示，這樣的構思框架對敍事的展開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此外，在魏晉時代的世族大家庭中，個人的婚姻從屬於宗族間的聯姻，夫婦的日常生活也並非詩文表現的對象。元稹的情況已有所變化，他屬於唐代新興的進士階層，在他的夫婦核心家庭中，出身寒微的丈夫與從高官家下嫁的妻子便有了更多的屬於他們兩人款洽相處的空間，於是像“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這一系列貧賤夫妻的生活細節，便可掠影式地排比連綴起來，使得韋氏安於清貧的賢惠形象一下子躍然紙上。 當然，詩人最終要排遣的悲懷還是縈繞心頭的永恒缺憾：韋氏曾與他共度婚後的艱難歲月，如今他終於榮華富貴，妻子卻因早逝——她在婚後七年去世，只活了二十七嵗——而再難與他有福同享了。顯而易見，悼亡的出發點和著重點仍是哀嘆早逝的不幸。從此，“悼亡”一詞本身就專指丈夫哀悼其亡妻，而那些亡妻通常也都死得比較年輕。
二 序跋中的“憶語”
如上所述，悼亡詩大體上不外乎鋪陳哀情和排遣悲懷，其中即或有零碎的回憶片斷，也都受詩體的限制，無法拓展出只有在散文中才便於暢敘的“憶語”。翻檢古代的各類文體，倒是在司馬遷、王充等著作家附著於他們專著卷末的“自序”、“自敘”或“自紀”中，可以讀到不少含有自傳式記憶的段落。 在序跋中提及個人的軼事，顯然是附帶向讀者介紹作者的生平家世，突出個人獨特的秉賦、個性、命運和追求，以自白的方式展示出一個向他人述説的“自我”，也就是通過自述來建構一個“敍事自我”，向同代人或後世訴説尋求理解的願望。
與其它同類序跋文相比，李清照為《金石錄》一書所寫的〈後序〉更有特色，有必要在此稍作討論。 該書為李的亡夫趙明誠所著，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他們夫婦倆合著。延續了上述序跋文的慣例，〈後序〉中也插入不少軼事型回憶的片斷，詳敍了夫婦倆收集、鑑賞金石書畫的樂趣以及戰亂中喪失所有收藏的經過。該文體例上本屬序跋，但由於貫串了生動的敍事，又敍及丈夫的病故與悼亡之情，結果無意中開了清代“憶語體”散文的先河。
古代文人雖普遍欣賞婦才，對才女的事跡一般也都持誇獎的態度，但礙於内言不出閫的成規，直到李清照的時代，尚未見任何一個男性作者在自敘性的文字中談起自己與妻子一起吟詩作文，共享讀書樂的生活細節。〈後序〉的別開生面之處計有三點：其一，李清照率先從才女的角度自道其相夫之才，坦言了她與丈夫共享的風雅情趣。特別是文中所敍夫婦倆從廟會上買囘碑文和水果邊咀嚼邊展玩，以及比賽記誦能力和開懷品茗等情景，為此後文人才女想象中的幸福婚姻勾繪出一幅令人嚮往和可資模擬的圖景。其二，悼亡一直是文人筆下專擅的詩題，身為寡婦的李清照則把悼亡之情引入散文敍事，通過講述喪夫與喪失收藏品的個人不幸，突出了戰亂造成的災難。其三，李清照的敍事也反映出悼亡性憶語的突出特徵：一般來説，涉及到早年、新婚、承平時代的回憶，多充滿欣悅歡樂；涉及到社會動亂或家庭巨變，以及配偶死亡後的個人處境，語調則轉爲淒苦。隨著自傳式的記憶由明轉暗，經歷了生離死別的敍事自我也由感傷而趨於明智。她體悟到存在的意義，力圖以達觀的態度對待人生的缺憾。由惋惜損失到自嘆愚念，直到自我寬解，最後向“後世博雅者”提出告誡。敍事自我的自責口氣既表現出無奈的自我安慰，同時又流露出難以泯滅的遺憾。排遣悲懷的主旨仍貫穿始終。
順便要在此指出，李清照一向以詞著稱，所寫散文傳世極少，但從〈後序〉中依然可看出，這位出生在唐宋八大家之後的才女明顯地秉承了古文傳統，表現出敍事簡約和言情質樸的特徵。尤其是回憶承平時期夫婦倆讀書收藏，共享閨房之樂的情景，典型地表現了傳統家庭關係所注重的“性情之正”，即恩愛夫妻間那種默會的、感通的、非誇飾、非造作的中和之情。然而宇文所安對〈後序〉的細讀卻大有過分闡釋之嫌，尤其是某些死扣字眼的分析，已曲解到深文周納的地步，實不足爲訓。這位知名漢學家的根本問題在於，對〈後序〉的文體體例，他既欠考慮，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夫婦情義，更缺乏領會，卻硬是按照西方人頗有心理問題的思路捕捉莫須有的弦外之音。也許是受到了他自己用英文轉述的誤導，在簡潔的文言文所留的空隙間，他武斷地添入被省略的人稱代詞，從而塞進他猜想的私怨和惡意。
三 《影梅庵憶語》：情與文的救贖
序跋文的敍事畢竟以所序跋的著作爲主，李清照那篇〈後序〉不要說不可能觸及夫婦間的緊張關係，就連她著意描寫的家庭讀書樂也只籠統提及，概括言之而已。古人寫夫婦之情，多少都要受限於各自特定的文化背景，書寫者既不可能毫無緣由地自曝私情，寫作中也不存在任意創新的自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婦女都很少在家庭成員以外的男性面前抛頭露面，她們的“閨房燕暱之私”就更不可能寫成文字隨便往外傳了。唐宋以降，不少文人都為亡妻寫過祭文和墓誌銘，或告慰死者於靈前，或深埋刻石於地下，兩種并非為廣泛傳閲而作的哀悼文字都寫得公式刻板，很少講述死者的軼事。直至冒襄的《影梅庵憶語》 問世，尚未見任何人為哀悼配偶而寫過一篇完整地呈現自傳式記憶的敍事作品。冒襄這篇“憶語” 所悼者乃其亡妾，並非元配妻室，通觀全篇的内容，也非單純的悼亡的主題所能涵蓋。悼亡僅為他寫該文的起因，有關他與董小宛生死情緣的整個過程，冒襄都是用回憶往事的語調講述的。《影梅庵憶語》首先將悼亡之情納入了完整的散文敍事，對其後的仿作具有示範的作用，因此對此類講述夫婦情緣的回憶錄敍事散文，學者們後來就以“憶語體”這個並不太規範的用語作爲通稱。
在此，有必要先簡述一下冒襄的家世及個人情況。如臯冒氏本係蒙古後裔，自明初始採用漢姓。冒襄的祖父和父親均為忠於職守的官員，卻都因官運不佳，囘家後過起豪放逸樂的生活。 他們在文化上早已全面漢化，質地上尚存先祖的餘澤，縱觀冒襄的氣質和文字，多少還是能感覺出某些源於其族群譜系的東西。成長在這個既守禮法又不廢行樂的家庭中，冒襄的爲人便兼有自律和曠放兩個方面。他也染指香艷詩文，但艷得凝重而自有風骨，並未流於輕薄浮艷。冒襄從小才華出衆，頗有詩名，可惜他考場上始終文運不佳，鄉試的接連失利致使他在詩中發出了“名場十年未逢時”之嘆。這一點的確是青年冒襄最大的人生焦慮，成了他面對親友時甚感沉重的壓力。其實這也是古代文人普遍都承受的壓力，在晚明時期的江南，聚會在一起詩酒酬唱或結盟議論時事，便成了他們緩解此一壓力的娛樂和社交方式。像顧媚的眉樓那類很有情調的聲色場所，就是他們舉行這種活動常去的地方。應考因此與冶遊對上了號，一個人不管考上還是考不上，趁來南京應考的機會去青樓中流連一陣，都不失為風流俊賞的韻事。按余懷《板橋雜記》的説法，貢院與舊院隔秦淮河相望的空間區劃，就是為才子追逐佳人而設計的。“憶語”的敍事始於崇禎十二年（1639）冒襄在南京應試，正是從陪他去秦淮尋芳的方以智口中，冒襄初次聽到董小宛的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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