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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安门母亲共命运
当我得知，在5•12四川8级大地震中，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一幢教学楼瞬间垮塌，近800名师生被埋入瓦砾堆，而镇上其它建筑却并未发生整体垮塌；当我得知，震区中的北川中学、崇州中学、南坝小学、映秀小学、映秀幼儿园、青川木渔镇中学、绵竹五福镇第二小学……之建筑不堪一击、最先垮塌，而成孩子们的巨大坟场，我不得不悲愤地说，造成这场罕见人间劫难的肇因，既是特大无情的天灾，也是惨烈不堪的人祸。这些天来，最为压我心头的，是那一排排骤然夭折、不忍卒视的孩子们的遗体，是废墟前悲恸哀号、肝肠寸断的母亲和家人。
是的，是那永不瞑目的孩子和痛不欲生的母亲，使我无法安宁、难以成眠；也使19年前惨痛无比的一幕再一次凸现在我的眼前。当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生人类难以抗拒的天灾；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是一场反人类的政治大地震，一场凶残猛于虎的大人祸，使多少国人永不瞑目，使多少母亲痛不欲生！
1989年6月5日下午，在中关村医院小小的灵堂里，年仅17岁的人大附中高二学生蒋捷连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在人们的抽泣声中，面对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的爱子，丁子霖老师至痛至哀，肝肠寸断。
1989年6月14日，在经过10天无可名状的痛苦煎熬后，张先玲老师终于在护国寺中医院见到了儿子王楠的遗体。在这之后，她好几天不吃不睡，哭泣不止，跌入了悲戚凄苦的万丈深渊。
1989年6月5日上午，在邮电医院太平间，周淑庄女士将双眼半睁的儿子段昌隆的眼皮轻轻地抹下时，她全身血液都好像凝固了。后来，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表达了痛彻肺腑的丧子之痛。
1989年6月23日，袁力的父亲袁可志、母亲李雪文到海军总医院太平间为29岁的儿子净身，只见爱子双目睁瞪，死不瞑目。第二天，在悲壮、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过度悲伤的李雪文阿姨心脏病突发，当场昏厥，不省人事。
1989年6月3日夜间，21岁的吴向东在木樨地桥头中弹倒地。6月4日下午，父亲吴学汉、母亲徐珏在复兴医院找到了遇难儿子的遗体。当时，徐珏老师一见到脸色苍白、双眼未闭的儿子，就发疯似地扑了过去，大声喊着：“向东！妈妈来看你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年仅19岁的北京市57中高三学生叶伟航在木樨地连中三弹，由四位青年轮流背着他送往海军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凌晨2时许不治身亡。当天下午，母亲尹敏女士由亲属扶着到了太平间，她见到躺在灵床上的爱子，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着放声恸哭，悲痛欲绝。
…………
整整19年前，在举世震惊、人神共愤的六四大屠杀中，六四死难者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们的亲人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劫难。
我记得很清楚，1989年9月初，当劫后余生的我预感自己快要被当局抓起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有一件事是我必须要交代的——我将自己保管的3000多元捐款交给了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同学，我对他说，我很可能就要被抓走了，这笔捐款请你保管好，以后一定要设法交给死难者的家属。
一年半后，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人民大学缺席开除学籍。在大体上做到自谋生计后，我走近了六四死难者家属，并从此和她们共同走过了见证屠杀、风雨如晦的15年。
1993年3月的一天，我和萧延中、庄艳红到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第一次见到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在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中坚强地挺过来的丁老师，那时已结识和联系了6位六四死难者——王楠、杨明湖、萧波、郝致京、段昌隆和袁力的家属，并给她们送去了全美学自联等捐助的人道救助款。出乎我意料的是，国外留学生还委托丁老师转给我200元人民币的人道捐款。丁老师对我说：早就听说过你，咱们是一个系的，也是同命运者，现在见上面了，以后联系就方便了。我对丁老师说，在同命运者中，我们应该更多地帮助你才对。
之后 ，丁老师又先后让我与张先玲老师、王范地老师、周淑庄女士、袁可志先生、李雪文阿姨、徐珏老师和尤维洁女士相识了。在六四血腥镇压后的肃杀、悲凉、恐怖气氛中，在社会对六四屠杀的有意无意的淡忘中，我见证了这个痛失亲人的苦难群体的相识相伴，相慰相助，她们对苦难的承担和对同命运者苦难的关注。在她们对六四死难者家庭和六四伤残者的寻访活动逐步展开时，我这个同命运者，加入进去了。
我首先从我的母校北京航空学院，和曾经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分校开始自己的寻问。章虹则通过她工作单位的同事打问有关线索。得到线索后，我会立即提供给丁老师或张老师，她们会及时登门寻访或去信联系。有一些家庭，两位老师会委托我前去看望，并带上人道救助款。1993年初冬，我受托前往安徽马鞍山看望郝致京的父母。当我在夜幕下走到江边码头出口处时，只见一位个子高高的长者举着一幅纸牌，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有我的名字。我走上前去向郝先生问好，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是夜，郝先生知道我旅途困顿，没有和我多说什么。第二天，他细细叙说了儿子的生平和父母所经受的难以名状的创痛。这时，致京的母亲不愿在场。事情已经过去了4年多，她还是不能听人说起儿子的事！我又一次痛切地感知，我所经受的牢狱之灾，只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苦难之万一。而我看得出来，我的到来，却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慰藉，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能与他们共命运的人。
1994年春节，我和章虹前往吴江县横扇镇太湖边上的一个村子，去寻访在木樨地倒下的、人民大学哲学系86级研究生陆春林的父母。大年初四一大早，我们从常熟出发，经苏州，到平望，然后换乘农用车到离陆家还有三里地的地方。当时我们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陆春林”这个名字。在沿着田间小路前行的过程中，我们问了三次讯，当地村民听说我们是去陆家，竟说了三次几乎同样的话：“春林是个好小囡，可惜啊！”对陆春林父母来说，那天的我们完全是不速之客；但是，当我说，我是春林的校友，是受丁老师之托看望他们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大客人，当成了久违的亲人。在春林的母亲给我们弄吃的时候，春林的父亲给了我一张春林生前的照片，他说：春林母亲不能看到儿子的东西，一看到就哭，吃不下饭。春林的姐夫不久闻讯赶来，代春林的父亲签收了人道救助款，并留下了以后联系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
吃饭时，春林的姐夫对我说，周围邻居、乡里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理解和同情。但你们是千里迢迢特意赶来的，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丁老师，谢谢你们。下午辞行时，春林的父母及乡邻把我们送到村头，依依不舍。我们走远了，回头依然见到寒风中他们未散的身影。我想，这来回一天的行程，就在受难者和受难者之间架设了心灵慰藉的通道；看来，我们是可以默默地做更多的事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据我所知，吴蓓、童屹、莫雪和加拿大的董昕先生都默默地帮助六四难属和伤残者群体做了不少事。丁老师、张老师和李雪文阿姨不时会念叨她们，感激她们。
我自然知道，在六四难属连公开祭奠亡灵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即便默默地寻访和看望六四难属，也必为当局所不容，肯定有风险。但是，做这样的事，是我出自内心的自愿选择，我相信自己能够担当，承受得了。胡适先生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轮到做事呢？我琢磨应当是：有一分胆量做一分事。这样，你在外面时，就会不亢，人家不会误以为你是中国很勇敢的人。你进去后，也就不卑，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国很无助的人。
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当局终于对我下手了。在以连续传唤方式将我变相拘押在二龙路派出所三天之后，5月30日子夜时分，我被投入了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第二天，所里的看守要给新进去的人“滚大板”，即制备你双手的掌印和指纹。和我一拨进去等候“滚大板”的，共有4人。看守先把一人叫到前面桌子旁站直，让其余三人靠墙蹲下。二人依令蹲下，我不蹲。
看守一脸不解地冲我喊道：“你这人怎么回事？没带耳朵吗？”
我说：“我是因为送钱进来的，我能蹲下吗？”
这一下，看守怀疑上自己的耳朵了，他吼开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一字一顿地说：“这回你可听清楚了，我是因为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人道救助款被你们抓来的。”
看守瞪大眼睛，仔细看了看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有信念啊！”接着语带尊敬地招呼我：“你过来，坐下，坐下。”
我过去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笑着说：“现在这世道，不缺骗钱的，不少抢钱的，把他们抓进来，没错。但凭什么把我这个送钱的大好人抓起来呢？”
看守苦笑了，长叹一声：“唉！”
在《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中，丁老师和其他难属以真实的历史记忆书写了真实的历史。在这里，有两件寻访事我想稍微补充一下——
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六名大学生、研究生在六四屠杀中遇难，他们是：萧杰、陈来顺、陆春林、程仁兴、吴国锋和张向红。我听丁老师几次提起，她已经了解到张向红是国际政治系87级学生，但就是打听不到张的家庭住址。后来，丁老师还痛心地对我说，校中有一位知情者不敢向她提供线索，见到她还躲得远远的。我知道，胆小不是罪过。但一个人胆子忒小，还是会让我有点来气。我对丁老师说，我来设法打听一下。我找到几位当年人大的本科生，说：你们一个猛子扎下去下海了，我没意见，但别的事情你们也应该做一点。咱们学校国政系张向红的家庭住址，就拜托你们打听了。
大概过了两个来月，其中的一位受托者来电话约我见面。在我的记忆中，那应该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我骑车赶到他那儿后，他拿出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明了张向红的家庭地址。我当时大汗淋漓，但心中如释重负。我十分感激他，尽管他对我说，不要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也不要把他的名字告诉丁老师。与他分手后，我随即去了丁老师家。我对丁老师说，这是人大的一位学生了解到的，但他要我对他的名字保一下密。丁老师连声说：谢谢他，谢谢他，名字不告诉不要紧的，他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1996年。当时，一位在新大都饭店工作的章虹的朋友告诉我，他知道北京市政府后勤部门的一位干部，他的女儿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了。过几天，那位朋友又拿来了难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对我说，那位父亲还在职，思想上有顾虑，你去接触时要多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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