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敏实在是娇。
   
   她的上面，有四位哥哥姐姐，最大的差不多都有了十八岁。他们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上山下乡，每个人都时常给她买礼物和拿钱给她花。作为父母年事已高时生下的“收官”的孩子，徐世敏简直是被宠坏了。不，应该说，是宠得恰到好处。在那个风吹草动都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徐世敏那张天真无邪的灿烂笑脸，对我来说，如同世上的珍宝。

   
   在每一位同学都已弄清自己是男是女，该上男厕还是女厕，以及比这更为要紧的是“打倒”和“万岁”的对象千万不能呼错、毛主席的“席”字也绝对不能写成“度”字的小学二年级，有一天下午，班主任孙老师拿着一张白纸来统计几位漏报“家庭成份”的同学。当时是下午的课间活动时间，我正和几位女同学在核桃树下踢纸做的毽子。我热的满头大汗，拿着毽子跑到孙老师面前，笑嘻嘻的告诉她说，我们家是工商业兼地主。
   
   孙老师脸圆圆的，个子不高，性格很温和。前几天，她刚到我家家访过，发现和我妈是同学，两个人还开心的聊了好久呢！她听到我说的话，大吃一惊，就象耳朵被雷炸聋了一样，反复的问了我好几遍。当我最后一遍大声喊出“我家是------”，仿佛地都震动了一下，男生停止了擒拿格斗，打陀螺和滚铁环，女生停止了抓石子，跳房子和跳橡皮筋，大家不相信似的小心翼翼走过来，形成一个包围圈，把我围在中间，仔细打量。然后象是我得了什么病会传染似的，突然一哄而散。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解的看着孙老师。孙老师脸都白了，好象不太敢看我的眼睛。她用极其沉痛的语气，非常严肃的对我说，一苇，你一定是没有搞清楚，你回去再问问家长，问清楚了来告诉我。
   
   我从兴奋的游戏中，有一点点清醒过来。
   
   胡军把脸凑过来，问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地主是什么意思吗？我迷惘的摇头。
   
   “啊？！连这都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地主是坏人哪！那你就是黑五类！”
   
   难怪！中午我回去问妈妈，妈妈铁青着脸，让我去问奶奶。奶奶说话时，脸色都变了，声音很小很弱，大热天的，怎么就象突然冷起来一样，竟然抖了一下。
   
   尽管我弄清楚我妈妈娘家的“家庭成份”是“下中农”后，和孙老师去商量，孙老师经过向校“革委会”领导汇报，也同意了我可以随我妈的成份，但同学们对我，还是很有一点不同了。学校组织“忆苦思甜”，人家一片哭声，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端起老师递过来的“糠菜粥”，我说好吃，难吃，都是不对的。好象从小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我常常心事重重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口水吐到我拉都拉不直的卷发上面来。
   
   只有徐世敏，好象生活在另外世界的人，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熬到第二节课下来，有长长二十分钟休息。她会立刻冲到我的座位旁，拖着我的手就往她家马路对面的综合商店里跑。一路上又蹦又跳，脸上笑的象开了花一样。一边手舞足蹈把一张两元的纸币拿给我看，一边嘴里还吵吵嚷嚷说个不停：我们不买盐津枣了好不好，我们买棉花糖好不好？我们买牛皮糖好不好？什么东西最贵，我们就买什么东西吃好不好？
   
   我心思重，常常吃不下饭，人又瘦又轻，被她拖的跌跌撞撞的。看着这个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快乐的人，不禁暗自纳闷，她是真的不在意吗？还是她还小不懂事呢？不管怎样，她的快乐常常感染到我，好象阳光都更加明媚了。
   
   有一个星期天，她竟然找到我家里来。这张喜气洋洋的笑脸，把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我放下家事和功课，和她一起，到荆江大堤的青草中找蘑菇玩。我们往前跑。一直跑到化纤厂高高的烟囱还要过去很远的地方，结果惊讶的发现，在那人迹罕至之处，堤坡上金黄的蒲公英不是一朵一朵，零零星星的开放，而是密密集集、挨挨挤挤，开成了花的绒毯，花的海洋！初夏的阳光照在这些花儿上，每一朵花儿都在笑，都在跳，都在唱歌，都在闪闪发光。
   
   徐世敏兴奋的大喊大叫，她躺倒在草地上，骨碌碌从坡上滚到坡下去，爬起来一秒不停立刻又滚一次，又滚一次，从坡下向我跺脚挥手，不停的催促我也滚到她那里。
   
   我等她停下来，指点给她细看。那些她滚过的地方，花儿都快要折断了。它们也不笑了。好半天，它们从新站好了，才又开始笑。让花儿一直开，不是很好吗？什么时候谢，那是它们自己的事情。让这个地方成为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下次来玩，它们就一直等在这里。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就到这里来看花。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象有些人惯于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弄成惊天大事一样，我把这里有一片野花这样一件无人注意的小事，对徐世敏渲染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把她吓了一跳。她仔细的看着这些花，渐渐收起了笑容。“天啊，蒲公英真的在笑啊！”她拔腿就往镇子这头跑，好象花儿们要追来了一样。我在后面追着喊着吓唬她，她不敢回头看，一直跑到家里去了。真开心啊！
   
   徐世敏也有惹我生气的时候。
   
   有一次星期天，徐世敏到我家里来玩。我带她到邻居家里东游西逛。在东边隔壁邻居家，我把二班的肖秀兰介绍给她。肖秀兰礼貌的对她笑，她突然一下子跑开了，在不远处金鸡独立，做出拉二胡的滑稽样子说，一苇的妈妈拉二胡，啷哩格啷，啷哩格啷！
   
   那时侯乱讲人家的家长怎样就是在骂人家啊！我气极了，斜着眼睛看着她。她毫不在意，围着我做怪相，还嘻嘻哈哈的招着手说，来抓我呀！来打我呀！
   
   想起来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也是爬树上房作天作地的的，看着她那么顽皮的样子，还是忍不住想，她到底是不是女生啊？
   
   三年级夏天的假日里，沙洋找到地下水，搭起了高高的架子，开始了自来水的安装工程。那时侯还没有电话联系，我正在想，徐世敏有一阵子没有来找我玩了啊！就看到马兵从医院那边急急忙忙跑过来，差点一头撞在我身上。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结结巴巴的告诉我，徐世敏爬到水塔的架子上玩，自动扶梯升上去，她从上面掉下来昏过去了！刘老师抱她去的医院，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呢！刘老师哭了，跟着去的同学都在哭！听说，内脏摔破活不长了！现在医生已经不让探视了！
   
   释迦牟尼所说人生的“八苦交煎”，这是我们在知道刘锡荣老师生了胃下垂的“病”之后，第一次面对另一个问题-----死。真是难以言说的震惊和悲痛。对于我，还有另一层的恐惧和忧愁：将来还会有谁，会对我这样好呢？
   
   第二天，刘老师领着全班同学一起去医院看望她。徐世敏穿着一套浅色碎花的睡衣裤，靠着棉被坐在病床上。枕头旁边，有一个漂亮的绒毛玩具熊。她极其安静，全然没有以往的顽皮模样。
   
   同学们把我推到前面，说，一苇，你是她的好朋友，你说几句话吧。
   
   我低声问：你疼不疼？
   
   她轻声轻气的回答：不疼。
   
   同学们催促说，再说点什么呀。
   
   我说，我已经说完了。
   
   再也没有人发言，同学们就一直静静的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刘老师带同学们告辞，对徐世敏说，你好好休息吧，功课不要担心。老师会帮你补课的。我们过几天再来看你。
   
   徐世敏点点头。目送我们离开。
   
   我不知道她在医生的抢救以后，在看起来那么健康的情形下还是难免一死，那她自己呢，她知道自己一生的功课都已经做完了吗？
   
   过了两天，又有同学来告诉我，徐世敏从医院回家了，即将下葬。我独自来到她家，从厅堂里站满的大人的腿中间挤进去，看到小小的红色的棺材是空的。我又往她的房间挤，被大人们拦住了。在缝隙中隐约看到她躺在床上，好象睡着了一样，书包课本和玩具，都堆在她的身边。她妈妈坐在床边，不停的哭。听说她额头的中间放了一只煮熟的鸡蛋，但是不知是大人把我挡住了，还是我的眼睛里装满了泪水，我怎么也看不到她的脸。
   
   多年以后，经过酱油店旁的徐家，我还是会放慢脚步，稍作停留。我长大了，这扇门也变窄变小了，那以后不久，徐家人就搬走了。里面也许换了新的住户，也许就一直是空着的吧。门总是紧闭或者半掩着，没有一点声音。后来，酱油店和周围的房子，以及周围的综合商店都没有了。
   
   但徐世敏晴空丽日般的笑脸和这份纯真无邪的少年情谊，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那是没有电视而有满天星星和火烧云的年代，是没有自来水，汉江却清澈宽广的年代，是外婆的村庄开满莲花，江汉平原肥沃的插根拐杖都会发芽的年代。是物质极其匮乏，心愿也极其微小的年代。也是我的同龄人尚不知痛苦与忧愁，亦无所谓憧憬与盼望的年代。
   
   镇上的老人们说，每一项动土的重大工程，都是要拿人来做祭的。谁想到那为沙洋的自来水工程作祭的，竟会是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小女孩呢？大概过于完美无缺的事物，就更有它脆弱易逝的大缺陷来做为陪衬吧。
   
   从那时我开始了夜观天象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发现，北斗星的斗柄改变了倾角。那时侯，是小学四年级。在小小少年惆怅的心中，尚不知在世上，有更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