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大光明论（下篇：德论） /东海一枭(余樟法)

本来，自由事业是一项特殊的公益事业，需要相当的奉献利他精神，一般情况下，小人、阴人、痞子、骗子以及投机分子、极端利己主义者不会投身其中。但是，由于形势判断的失误、一时潮流的裹挟以及各种客观原因，一些人也会“误入白虎堂”。鱼龙混杂，在所难免。曾有一诗写民主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和极端利己主义者，可谓刻画入骨。诗中写道：

敢看鸿鹄为燕雀，敢踩道德为粪土。或拜上帝作之奴，更奉利已为之主。投向民主唯有机，说到传统哪有数。腹中空空无一物，嘴挂哈维相尔汝。有头可怜脑多残，有肚可怜逊老鼠。有心可怜失其本，有茎可怜不能举…

不修心性，做人不成功；不致良知，做事不顺利。小人做大事，会大事化“小”，恶人做好事，会好事变坏，浑人办正事，会正事办砸。民主是关涉社会每一分子的公益事业，包括投机分子和极端利己主义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有采取各种方式参与的义务和权力，包括投机的权力。此辈作为外围助威者，当然越多越好。然而，如阴差阳错成了自由阵营中的精英分子、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就大成问题矣。

从长远看，广义的中国民运纵被推迟，一定会成功，但一些民运人士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失败者。有些人纵成了一时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由于没有道德基础、难以得到相当的拥护和普遍的认同，很快会被波涛起伏的时代大潮淘汰掉。

还有一类自由大腕，品格或无大庛，形象也还勉强，但由于对利己主义的危害认识不清，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极端错误，把自由运动“导向”成了伪精英运动、小圈子运动。此类人物也很难建立相当的群众基础和持久影响，兹不详论。

民主虽是好东西，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及生活工作方式，本身是不足以成为信仰的。有些人把民主当成信仰，纵然真诚，纵能产生某种力量，也极有限，信仰无根之故也。王怡意识到“这种个人主义的选择是不稳定的”，容易“产生无力感”，以为“我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投靠上帝去了（香港《开放》杂志2006.4王怡《我为甚么信仰基督教？》）。

尽管王怡不知良知信仰才是最根本、最真实、最圆满、最究竟的信仰，“心外求法”拜错了对象，但他能意识到民主本身不足以成为民主追求的力量源泉，也算明智。

八、身心修养不仅民主，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心性修养的功夫。梁漱溟先生认为，儒、佛、道三家之学，都是关于人们修持、涵养或修养的一种学问，其固有的根本精神在“力行实践”。儒家孔门之学，就是“专务导致吾人身心生活日进于自觉而自立，整个生命有所变化提的那学术”。

梁漱溟算不上大儒，但堪称真儒。我曾说过，当年中共高层干部中如有几十个梁漱溟那样的儒者，文革未必搞得起来。据梁漱溟回忆，他中学时代曾经折服于一个“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的同学郭仁林：

“同学中有郭仁林君其人者，年长于我两岁，在校中则较低我一班。此君天资极高，彼时不过十八九岁，专看佛经、《易经》、《老子》、《庄子》等书，因我们不同班，不多往来。某日，在校内假山上遇见，乃相攀谈。我述我的思想，我说我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慷慨陈词，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为然。彼所以语我者，认为我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我语之，我亦看《理学宗传》、《阳明语录》等书。彼又语我，吾人必先将世间之得失成败利害等等，看来无动于衷，由此方可有大无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尔心灰意懒；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谨、狭隘、呆板，专讲有用之学，实不能成大事。必须先明白了很高之学问，日后才有办法。郭君一席谈话，打动了我的心肝，因为这些话无一不就是我当时的思想而加诱导的。”

梁漱溟在毛共时代泰山岩岩、一夫谔谔的表现，源于他对儒学的“力行实践”，也与郭仁林同学给他思想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关。这个郭仁林“年不过十八九”就有如此见识，可谓少年老成。

当然，一般性泛泛的“身心的修养”有效，也有限，只有致得良知、明见本心，才是身心修养的最高境界。郭仁林同学所见未必透彻，不然，是不会“没世而名不称也”，仅赖梁漱溟先生以传。

身心修养到了最高境界，天不能灭地难埋，不求名而名自来，那是逃都逃不掉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并非好名求名，而是一种事实判断：没世而名不称者，修养不足耳，纵是高人隐士，终逊圣贤之色。

《中庸》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要指出，《中庸》此言几个“必”字下得过于武断。大德或可必得其名，但是否能得其位、得其禄、得其寿，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德，还取决于各种外在条件特别社会、政治状况。颜子无寿，孔子无位，非“德不大”也。孔子也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得其位禄，反而是无德的表现。这方面朱熹的意见更为中肯。他认为，上古之时，德位相称，“天地之气，其极清者，生为圣人，君临天下，安享富贵，又皆享上寿。”后世气运渐乖，至孔子已有德无位。孟子以后道统不传，后世之君不可能学至圣人，而且，由于气运的转移，后世君主非但不圣不贤，很多还是“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的“盗贼”！）

“即是想做事业，自己必须先有身心的修养”，这是最基本的。这个简单的道理本来不难明白，很遗憾不少自由人士就是不明白。

九、道德启蒙有民主同道劝我说：民主自由才是当务之急，儒家呀良知呀之类迂腐落后、不切实际的东西，要谈，也不妨等到民主化以后再谈。

等到民主化以后，好呀，问题是要“等”到什么时候？靠什么来推动民主化？民主自由的先进性，是理论上早已圆满解决、实践中早被深度证明了的，虽然仍值得不断“理论”，但仅此就够了吗？都知权力、财富、美色的好，人人都能拚命追求；都知民主自由的好，却少有人去追求，能知不能行，原因何在？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体制内人都知特权专制不好，却不思大力改良，甚者寻找各种借口为专制狡辩，原因何在？

举个例：有个恶人仗势欺压一群懦夫。懦夫们不会不知道恶人的坏，恶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已的坏。揭露恶人的恶、宣传恶人的坏，有必要，但仅限于此还不够，更好的办法是努力让懦夫们发奋起来，并争取让恶人改善起来。

习心因人而异，本心人人无异，相通相同，恶棍懦夫，一体同“仁”。这就为每个人心性力的增强和道德感的培育、为懦夫的转懦为勇与恶人的改邪归正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不要以为恶人永远是恶人。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西游记》中有句话：菩萨妖精，只在一念。这都是洞彻人性的悟道之言呀。

综上所述可见，思想启蒙很重要，道德启蒙更重要（此处道德兼道德法则、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三者而言，非仅世俗所指的外在道德规范而已。另外须知，天之道、宇宙生命系统之本体谓之道，得于道之谓德，这是道德二字最高正的解释）。

殷海光说得好：真正的道德是没有代用品的。世间学者每好以真诚坦率正直勇敢及良知人士等美好词汇叠冠于所誉者的头上，如缺乏良知信仰，所谓真诚坦率正直勇敢及良知，纵非虚伪，也是没有内在根基、经不起考验的。包括上帝，也无法充当道德的代用品。

殷海光在《自由的伦理基础》中指出：“人的内在力量的消失，就是一具失去原则的肉体，一具失去原则的肉体就只能听命于生物逻辑，于是最廉价的恭维可以使人起舞，最浮嚣的评议可以使人暴跳，少许金钱可以攻破心房，暴力可以决定是非。”

“内在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殷海光在讨论这种“力量”的培养时，特别推崇孟子，曾说“孟轲是倡导并且激发这种力量之一伟大的导师”。其晚年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德操，第二献身真理。” 注重德操和献身真理，正是这种“内在力量”的体现。

知识分子本应是“以文化人”的思想道德双重启蒙者，然而可悲又可怕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亟须道德启蒙。缺乏道德力量，思想启蒙也就谈不上了。一个社会知识分子群体无文化无道德不文明，普遍堕为“失去原则的肉体”，社会、政治必然出大问题。

把良知视为“迂腐落后、不切实际的东西”，认为“不妨等到民主化以后再谈”，这话才是真迂腐。一般文人重文章轻道德，文化人道德文章并重，大文化人则是文以载道、笔以造经，句句出本心，字字放光明。作为兼融西学的中华文化集大成者，我载的是人天最高的道，造的是古今最真的经，做的是千秋万世最大的文章，与某些自由作家泛泛谈民主、揭时弊的时评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枭文不仅切现实政治之实际，而且切良知本心之实际，是最好的思想启蒙，更是最好的道德义理与生命真相启蒙，是人类内在生命的最佳养料。凡读枭文而悦心者，其神必澄而明，其气必盛而畅，其品格必日以庄严而高圆，穷足以独善其身，达足以兼善天下。

遗憾的是，东海学之大处深处高圆处，不仅攻扞者不识，便是少数敬我崇我知我者，也是认之不全，识之有限。

十、教育领导中国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根源于制度，而制度得不到及时改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道德及智慧的普遍低劣，在于国人特别是政界及知识界人士致得良知者寡或致良知的程度不足。

儒家认为，儒者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正君心”，“致君尧舜上”，如朱熹所说，“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朱熹被招入京时，有人对他说：皇帝不喜欢“正心诚意”之类话，您见了皇帝万不要说。朱熹严肃回答“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伊川先生言：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其《遗书》云：某尝进说，欲令人主于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人之时少，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理学于各项具体制度极少创议，但对制度问题也偶有谈及，姑近思录卷九：制度。凡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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