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艺术和暴力行为 /自立博客

西藏事件和台湾总统大选之间是不是完全没有联系？不是。其中变暴力为谈判，为选举，变砍人头为数人头，就是一个普世通则。台湾人从二二八的暴力和对于暴力抗争到美丽岛的自由主义事件，获取了反对势力的培养和壮大，乃至于转型成功，开拓了新局面；而西藏人还在效法一种没有指望的谈判艺术，且已经呈现谈判的失败和沮丧心态。这之中究竟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十分简单。台湾反对势力抗争和谈判的对象是蒋家专制主义政府，是曾经预留民主空间的蒋介石和蒋经国政府——而西藏人的谈判对象是中共极权主义政府——问题的本质不同。

对于专制主义政府的谈判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这种谈判进程包含了专制或者开明专制政权中本来含带的民主因子。这个因子作用于反对党的街头和室内斗争，产生对于民主的结合与催化，使得看来很为蛮横和傲慢的政权顷刻化解于和解进程。这个专制与民主的结合，正好证明了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权的可塑性和不可塑性。也就是说，专制主义政权的政治垄断，并未在社会诸阶层，含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等领域，产生完全封闭和完全压制的现实。极权主义政权恰恰相反，他们的思想国有化和宗教国有化制度，使得思想和信仰领域祇能服膺共产党。于是，改革和转型的前提就被全数取缔。

如果专制政权来自本土民主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政府，那么，抗争的甘地式人物，曼德拉式人物，他们寄托法律斗争的可能性必然存在。甘地效忠英国政府的行为和他争取印度独立的行为并行不悖。在美国，黑人运动之所以可以把马金。路德金的民主运动和美国社会的法治和民主原则结合，就是因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民权的完善既来自反对派运动，来自民权领袖，也来自美国社会的法治和政治协商机制。

所以说，凡是对于民主和专制的反抗，往往诉诸于民意和民主运动，加上魅力型领袖的从中组织和争取，权利阶层往往服从于谈判机制和博弈规则而让度权利和自由。这个事实在上述甘地式运动中一目了然。反之，在和完全没有规则和理据可言的极权政府进行抗争的历史中，谈判机制不是被用作极权主义政府的策略手段，就是被他们完全拒绝。这也是同样一目了然的事情。比如在西藏人和中共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博弈的规则本身就是两个规则，或者说已经陷入一种无规则状态。这个事实从现在达赖集团和中共的谈判中可以见得。

中共和达赖集团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游戏

达赖集团和中共谈判的前提本来是可以存在的。这个前提就是西藏放弃独立，而中共获得达赖集团的国家认同，这个国家就是“人民国”。这样一个宽松的达赖前提，何以不为中共接受呢？原因也十分简单。达赖所言西藏自治，势必产生第二个香港。香港问题之所以让中共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就是中共本身没有让度民主权限的任何传统和先例。所以，在香港人激切争取特首民选的抗争中，中共祇好虚以为蛇，久拖不决，以至于说出要在2017年做出决定的荒诞预言——而且，这个预言的不可实现，本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达赖争取西藏自治的本质就不可为中共接受。这个本质就是，西藏特首要由藏民和汉民通过普选产生。这个挑战本来和西藏独立毫无关联，他关联的是挑战中共的非选举政治文化。如果“自治”问题一旦延展开来，新疆和内蒙的特首普选乃至全国的民主普选的预期，将会真正实现。这样，中共所允诺的民主期许100年的空洞诺言，将会填满实质性的内涵——而这个民主内涵，就从西藏的民主选举开始——这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达赖的自治，乃是一种民主策略。

这本是达赖喇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这个努力和很多其他民主努力一样，显得雍容大度，却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这个策略对于中共来说乃是一种致命武器，是他们绝对不可以想像和接受的。于是，他们枉顾达赖要求的说法和做法，也就可以得到证实。

再者，如果作为一个无神论极权政府，果真听任西藏推行宗教自由和藏族文化，那么，统治西藏的精神资源，自然会转移到达赖那里。宗教传统带来的人心思变，自然会彻底边缘化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唯物主义也是宗教。其崇拜的“物质”主义和任何历史上对于其他物质的崇拜，都可以算作准宗教。）一个极权、唯物主义国家，让度其宗教自由的不可能性，是十分明确的。笑言之，如果佛陀和耶稣不被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宗教就无法得到认可。这样一来，西藏人要抛弃伪装的藏传佛教，还原达赖喇嘛藏传佛教之真谛，就变得不可能，而且是完全不可能！

于是，在西藏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一方面是西藏党委领导，另一方面，是达赖任其精神领袖——这个局面史无前例，完全不符合中共之所谓理据和现实，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让步。

当然，这还包括关于西藏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带来的问题；汉族移民带来的问题；西藏宗教文化和商品文化产生冲突的问题，等等。

所以，中共和达赖集团之间的谈判，在没有前提，没有规则，没有希望的状态中，几乎成为一种拖延不决的游戏。这个游戏的无前景，无进展，无原则，已经让达赖喇嘛本人几乎绝望和灰心——西藏近期出现的和平请援示威，被官方暴力镇压，遂使得达赖喇嘛说出辞去其职的失望言词；这个失望的本质所在，难道不是上述所陈之因素在发效，在增展，在起作用吗？

我们断言，西藏和平进程，和平抗争的所有空间，正在被中共体制的无可塑性和无灵活性，完全弹压和窒息。出现所谓“恐怖主义”抗争的前景正在出现。这个抗争，将会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预知的因素。

这个前景包括：1、藏族抗争势力以旷日持久的自我牺牲，参与包括暴力在内的对抗和破坏——当然，是对于政权的设施和统治者的打击。2、藏民对于所谓经济援助的绥靖主义政策完全失望，他们会以精神复原代替经济繁荣，成就一种新型的精神运动，并以活着或者圆寂之达赖，作为永恒皈依的领袖。3、他们的抗争也许汇合中国的民主运动；也许成为汉藏对立的出发点。4、国际社会会因此大大消弱对于未来“中共民主”的信任，改而支持藏族人民之人权斗争。5、随着中共经济或者政治动荡，异议势力和印度方面的潜在或者明确支持，会导致中印竞争领域，渗入西藏问题。6、国际社会，会因为西藏问题的凸现，对于中共“责任大国”的说法大打折扣。7、谈判艺术，会随着暴力的发生和发展，逐渐死亡——这个谈判的过程，也许，会因为达赖喇嘛的圆寂而告终结。等等。

于是，一个不可预估，或者说，对于现今西藏基本处于和平演进的现实，产生严重挑战和破坏。这个破坏稳定和进退失据的责任，则完全来自中共的冥顽不灵和不知进退。

台湾和大陆谈判的两难局面

西藏问题谈判之可以预期的失败，将会使得台湾方面和大陆的谈判，呈现两难棘手的局面。

一方面，马英九未来政府会因为顾及两岸稳定和和平之需要，淡化主权和本土意识，响应美国“维持现状”的政策呼吁，消除或者基本消除意识形态正确论。另一方面却失去，或逐渐失去主动出击的主权效应论，入联动议论和争取国际空间的攻略。在马政府的政策主张里，谈判艺术和暴力规避的运做，是不是会导致预期效果，会有很多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以下诸多方面。

台湾主权意识，是要表达，还是不要凸现？台湾国际空间是要争取，还是不要争取？台湾民主价值，是要推广，还是划地自圆，采纳民主孤立主义原则？和大陆的关系，是秉承什么样的谈判艺术和谈判原则？国民党和他的历史，如何切割，如何继承？民进党如何改变被动，边缘局面，拨乱返正，继续做出制衡国民党的在野努力？等等。

所有这些都包含一个如何面对中共绥靖和怀柔的软性攻略之问题。这个估计和西藏谈判之失败前景如何联系，是一个双向参证，不无价值的课题。

如果马英九在主权意识不被强调的前提下施行统治，台湾人民的尊严和国家观念如何定位？是不是说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就是附和不中、不台的二元朦胧论，并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培养出一班实用主义者，实行台湾无主权意识观？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无主权意识国度——他们主张把主权意识隐匿起来，祇是凸现要吃饱肚子（经济发展）之观念？哪个国家施行过这样的搁置主权意识的国民认同论呢？他们如何真正维持他们的国体和价值观？抑或，他们祇是附会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而干脆取消台湾认同？

美国方面是不是可能出现台湾地位重新决定的政治家和政治智慧，抑或美国人在未来100年，仍旧采纳“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是不是就是台独，抑或就是统一？这个美国台湾观，是不是根本不允许挑战？这和美国的建国观和民主观关系如何？怎样估价？

台湾应该打民主牌

如果中共一如既往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马先生的回应仅仅是规避金钱外交吗？“合作”运动的前景和中共打压之间，究竟孰优孰劣？关系如何？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议题，非常清楚的前景吗？

在大陆百姓看来，台湾的民主不祇是一个地区建设之榜样，他应该和大陆的民主产生某种互动，某种联系。这方为台湾民主之重要价值——如果不言其为第一价值的话——反之，如果台湾施行“民主孤立主义”，也就是说，对稳固和发展台湾民主竭尽全力，而对于大陆民主之推动却呈现若即若离之立场，鼓吹台湾民主好，大陆专制或者极权也好的主张，那么，中国民主进展势必因此大大延后。

当然这个迹象已经比较明确。对于大陆，台湾打独立牌，不如打民主牌。但是，如何打民主牌，却仍是问题很多，内涵贫乏。如果实行台湾民主和大陆民主齐头并进，是一种局面——抑或实行我搞我的民主，你搞你的专制独裁，却要在双方各得其所，摒弃所谓意识形态争执，不知道这种无意识化政策，究竟来自何种政治观点，其理据何在！

这个观察可以推广之，不单适用于台湾，也适用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如果世界出现这样一种景象，欧美国家持续其民主治国，自由传统，但是，他们却认为中共和“中国特色”同样不可或缺，他们要利用这个廉价的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源，且制定一揽子长远计划，与之和平共处，且不单30年，而且50年，100年，推进根本毫无效果的“和平演变”政策，使得开放之帝国，开放之极权，开放之奴役世代延续——在这个前景中，台湾民主楷模之地位又该如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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