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毛的神话破灭之后，曾经被中共塑造成“完人”的周恩来也在近年备受质疑。负面评价多指他“逢君之恶”，无疑言之有据。但其实，周本人的错失也不少，如文革时期清查“五。一六”即是。
   
   所谓“五。一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传单，内容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上书反映，谓外交部和社会上有一股反周的空气，毛批示指之为极左。并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五一六”是反动组织。68年中央成立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上述红卫兵团随着其头头被捕而瓦解。
   
   但1969年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运动，在全国大抓“五一六”，外交部被作为重点。他特别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陈伯达流露抓“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倾向，他即批评称运动才开始怎能讲扩大化，这会给群众泼冷水。（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498页）

   
   在他起草的《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特别提出抓“五一六”主要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组织、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领导谈话时说，“姚登山参加‘五一六’，难道还要填表吗？”（同上）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尼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除毛、林之外的高层领导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领下前往机场迎接，后在一次会议上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此皆出于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其捧上天（安门）的周，没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姚成了头号“五一六”分子，罪名是反对周，要夺陈毅的权。批斗完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押送至秦城监狱关了九年。（同上，468页）
   
   所谓姚夺陈毅的权纯属子虚乌有。其实他一直迷信毛和尊重周，在外交部当造反派头头时仍照样听周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故周先让其参加部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去。但至今官修史书还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连《周恩来年谱》都有类似说法。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批阅“照办”后颁布。文件一方面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又说反革命组织很多，强调斗争的复杂性。非但如此，还把解放军的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绑在一起，列为“五一六”的后台和操纵者。这就实际上助长了扩大化。（同上，499页）
   
   于是，全国迅即掀起运动高潮，持续两年之久，直到71年9月林彪出逃后才开始降温。其情况恍如当年延安抢救运动的翻版，但规模就远超40年代。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到学校，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动员并不存在的“五一六”分子坦白，同时实行引诱欺骗及刑讯逼供，结果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有的说一千万左右，也有说两三千万。被迫害致死的达数十万人。（同上）
   
   最匪夷所思的是，所有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新权贵，都被定为“五一六”的后台。除上述王、关、戚、杨、余、傅、肖之外，连清查“五一六”专案组长陈伯达，都被称为“五一六”后台。林彪自我爆炸，又变成“五一六”主要幕后操纵者。而最终确定的总后台，是在文革结束后，说是林彪、“四人帮”。此后无须再变了。（同上）
   
   在抓“五一六”的紧张关头，周既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均响应其号召，承认为外交部“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并招供了一百多人。此二人坦白有功，不但没戴帽子，还加官进爵。成连升三级，后官至港澳办副主任。（同上，499-500页）
   
   周除向成、黄这样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做工作，还做老干部的工作。归国华侨出身的林兆南就是一个。他经周动员承认了，回去一想觉得不对，又推翻了。部长姬鹏飞不甘心，又找他谈，他再次承认了。回去再想，又推翻了。如此反复多次，被传“七进七出”。此人文革后获平反，出任驻土耳其大使。
   
   外交部属重灾区，四千干部中一千七百人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至72年初步定案，经周批准，正式戴帽子的二十人，除名列首位的姚登山外，还有司局级干部三人。此外百余人列为敌我矛盾或受不同处分。到1975年，戴帽子的均获通知取消了帽子，但此后一辈子的工作安排无一不受影响。例如有一位坚不承认参加过“五一六”的朱根华，原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绘画编辑，因“态度恶劣”被正式扣上帽子，调离外交部系统，到《人民日报》画漫画。
   
   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一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一个说法。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一人承担责任，包括周恩来总理。
   
   人所共知，周曾多次向毛作检讨，如延安整风时期检讨三次路线错误，58年检讨56年的反冒进，等等。这显然为了应付毛。与毛无关的、确属周个人犯的错误，则未闻其作过检讨。毛拒绝下“罪己诏”，周其实并不比毛强到哪里去。
   
   前面提到的姚登山，算是福大命大，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被释放出狱，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恢复行政级别（十一级），但蹉跎岁月，逝者如斯，向谁讨还公道呢？
   
   不过他还不算最惨的。比他高级得多的刘晓（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潘自力（驻苏大使，1922年入党）和陈家康（副部长），虽曾长期与周共事，却被定为外交部“五一六”后台。潘、陈二人被迫害致死，刘被整得精神痴呆。周怎能轻信这些老部下会反对他呢？
   
   毫无疑问，周欠他们一个交代。这笔他本人已不可能偿还的欠账，不是应由其继承者---现在的中共当局以适当的方式代为偿还吗？
   
   （0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