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反特第一案，是指1942年中共中央社会部侦破的军统汉中训练班特务案。由于军统负责人为戴笠，故此案又简称“戴案”。该案尘封60余载，2006年出版的《中国保卫战》一书（郝在今著，利文出版），才使之首次大白于天下。
   
   此案引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抢救运动。故值得予以审视。
   
   案件源自一个名叫吴南山的青年小学教师。吴是甘肃庆阳人，当地时属陕甘宁边区，一度由国共同时执政。但39年12月，陇东地区发生“摩擦”，八路军将国民党庆阳县政府赶跑，吴受“裹胁”离乡，生活无着，经小学同事胡某介绍到陕西汉中谋事。结果误入戴笠手下程慕颐主持的“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吴本意来学习抗日，对教官宣传反共激起反感，遂假装积极，获提前毕业派回庆阳。

   
   此时该处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中共执掌全部权力，推行民主选举，振兴教育。吴之好友、原任西街小学校长的陆为公当选县长，吴原已被安排任新创办的陇东中学教师，又成了县人民代表会的邀请代表。这就使其决心坦白，他向陆为公和盘托出了一切。陆当即直接向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作了汇报。马为人开明（中共建政后曾任劳动部长，离休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掌握政策得当。他亲自与吴谈话，给予热情鼓励，并让他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继续与军统保持联系。
   
   1941年春，吴被提拔为县三科（教育科）科长。在边区保安处便衣队队长赵苍壁（后担任过中共公安部长）指挥下，采取“钓”、“诱”和“查”三个手段进行反特。“钓”是引敌上钩；“诱”是利用科长的公开身份诱敌投靠：“查”是辨认特训班“同学”。从而掌握了军统在陇东的潜伏组织。
   
   当年10月间，吴南山外出开会途中，偶遇“同学”祁希贤（三益），此人精通爆破技术，奉命潜入延安执行联络任务，以便将分散于该地一些单位的潜伏人员组织起来，伺机行动。吴主动将祁带回庆阳后，保安科让他先将之安排当图书管理员，同时立即上报。边区保安处即命保卫部长布鲁赶赴陇东，然后故意布局，在吴、祁会面时将两人一起拘捕。经一轮攻心祁思想转化，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
   
   此后边保处长周兴亲自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案情。康生、李克农极为重视，在李的直接领导下，布鲁把祁带回延安，逐一挖查“戴案”特务。至42年5月间，基本掌握其在边区的潜伏情况，随即开始收网，实施逮捕。当年年底全案告破，共发现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侦察发现20名，被捕者供出11名，大获全胜。
   
   为此康生专门向毛作了汇报，得到了表扬。康认为：涉案人员都是青年，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而且渗入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他说：“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来的！”（《中国秘密战》，200页）
   
   就在“戴案”刚收网之际的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亲任主任，康为副主任。整风开始，总学委实际上大权独揽。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未几即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并于1943年3月16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参加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和增补为军委副主席之一。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全面开展审干反特斗争，很快发展为抢救运动。
   
   回顾“戴案”，有几点引人深思：
   
   一是42年整风之前，中共陕甘根据地实行民主，振兴教育，对青年确有吸引力。吴南山之所以从特训班“弃暗投明”，主动交代，决非偶然。而且身为陇东第一把手的马文瑞，厚道正派，爱护知识青年，也是十分可贵的。
   
   二是当时专职从事反特的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品质较好，头脑清醒。他对侦破此案所提出的三条策略，都是很高明的。其一，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否则，不实之词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好人。二，侦查审讯斗智攻心，立足于思想教育。他认为，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属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三，侦查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即使之反过来为我所用），互相配合。（同上，272页）
   
   他手下的布鲁对此贯彻得法，十分得力。例如祁三益作了老实交代并被吸收做外勤后，试探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以此测试中共是否真正信任自己。布鲁果断同意其要求。行前，布派人向其发了路费和通行证，并当面交代，探亲时顺便去西峰镇侦察，还说：你出去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回来我们一起革命，不回来也不要反对革命就行了。结果祁去了三天就按期返回，任务也完成得很好，还打听到中统特务邓某打入了庆阳。（同上，260页）
   
   后来已潜入延安地区的特务不少都是祁辨认出来的。而“戴案”中被反用的特务，不少人后来长期在中共情报、公安或法院、检察院工作，也证明李克农等的策略成功。
   
   三是毛和康都有肃反情结，且一贯敌视知识分子，加以主观臆测，夸大敌情。如王实味是国民党探子，便是毛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康生说来自上海的李凝走路像日本女人，李就被怀疑为日本特务，整风之前就给关了起来了。抢救运动根子在毛，康是推波助澜，两人沆瀣一气，害人无数。康生采取的逼供信尤其骇人听闻，与李克农的正确做法完全背道而驰。
   
   四是以抢救运动的形式反特，事实证明无益有害。为此，蒋南翔1945年3月写了一份《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呈送刘少奇和党中央。其中写道：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当时众多干部的内心看法。（同上，309页）
   
   不过，蒋的意见并未被接纳。他因此还被加上反对毛的九条审干方针的罪名，直到1985年才给他平反，承认其意见正确。
   
   延安反特第一案本是中共反间谍史上辉煌的一页，但后来的抢救运动却与发现这批特务有关。如斯发展，真是令人慨叹。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毛、康的权力不受制约，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头脑清醒的专职反特人员如李克农等，也不得不奉命行事，以致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这个教训没有及时吸取，文革期间甚至愈演愈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70年代毛的这一“最高指示”，中共当局亟需牢牢记住。
   
   （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