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征东》里有个何宗宪，虽是个武艺不精的小角色，但征东大军的功劳簿上却屡见其名。原来他的丈人是当朝显贵张仕贵。张实行“功是何宗宪，过是薛仁贵”。所有军功全记在何名下，而过错则都归咎于薛。
   
   之所以想起这个典故，是因为中共党史学者何方，在有关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研究中拨乱反正，以大量事实驳斥大陆主流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谰言，即全盘肯定延安整风并归功于毛；抢救运动有错，责任在康生。
   
   针对官修党史的谬误，何方逐一加以剖析。

   
   首先论证了是毛而非康生发起的。胡乔木曾说：“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非出于毛主席的发动。”毛只是“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52页）何方认为，作为对抢救运动非常了解、且亲自参加过抢救别人，又是中共党史学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胡乔木，这段话既不合事实，又有悖逻辑。依胡所说，康成了毛的领导者了。因为，称得起运动发起者，至少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首先倡导，二是得到响应。而最先提出“要发现坏人”、“要注意反特”的是毛；何况，涉及全党和普及到所有根据地的抢救运动，康根本无资格号召。
   
   由于类似胡的说法实在太不合情理，后来有些人便加以调整，改称抢救运动是党中央决定和部署的，康生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插手制造混乱，是抢救运动（肃反）的“主要领导人”。（见李东朗《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载2002年第五期《百年潮》）但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何方指出，大讲实事求是、大搞调查研究的整风运动中，中央领导人怎么这么容易受康生一个人欺骗；康生怎能随意批斗、整肃包括柯庆施在内等不少高干、各地选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身边的人。
   
   基于大量史实，何方得出结论：抢救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并在他亲自关注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康生基本上是紧跟和充当打手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337页）
   
   其次是抢救运动的时间。胡乔木在1981年9月14日的谈话中自相矛盾，前面才说过，“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51页）紧接着又改口以减轻毛错误的分量，说“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同上，152页）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时间定为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后的十余天。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沿用之，并明确为半个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作报告起，7月30日毛“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为止。
   
   对此，何方引述了当年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其中明确指出（抢救运动）“使全党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还列举许多事实，证明“抢救运动7月后在许多机关和地区，特别是一些敌后根据地，反而进行得更猛烈了。”（《党史笔记》，320页）
   
   他特别引了薄一波的回忆。薄称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一部学习。跟他一起去的母亲住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一天对他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员才无可奈何的告诉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又称：“我初到延安时，还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况。我进中央党校后，校方给了我一个好差事，让我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甄别平反工作。当我开始甄别平反工作时，就马上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150名干部，如武竞天、宋维铮等。”
   
   据此，薄一波评论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说：“我看这不仅是‘错误’！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他断言：“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361-363页）
   
   中央党校当时由毛兼任校长，彭真为副校长，实际主持工作。由此可见，所谓抢救运动只搞了十几天，到7月30日毛就让它停下来了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薄在它“停下来”四五个月后，发现几百人被关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现象。（《党史笔记》，358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虽然在1944年10月25日讲话中说过：“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553页）他本人“倒是一直承认抢救运动是他发动和领导的，多次说：‘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他也从来没有把罪责向康生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关头还为其辩护和开脱。”（《党史笔记》，345页）
   
   那何以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党史专家，要和毛唱反调，制造一些既违背历史真实又自相矛盾的说法，让康生背黑锅呢？
   
   说穿了，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即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毛的威信，“为尊者讳”。由此定下框框，不得越雷池半步。至于历史真实，那是次要的。包括毛本人说过的话，也可任意剪裁修饰，或无中生有，或略去不提。
   
   所以，中共官修党史有如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往往根据形势的需要而改变。因而，其虚妄之处比比皆是。虚者不实也，妄者荒诞也。明明是毛的罪责，硬加在已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坏人康生身上。位居毛、刘之下的康，竟能在其眼皮下炮制一连串耸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历来英明神武的毛及其亲密战友不太昏庸了吗？
   
   文革期间有句“最高指示”，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仅以此奉赠唯最高当局马首是瞻的党史权威们。
   
   （08-4-5）
   
   一般说来，主流党史论著和民间研究成果（其实，有些关于抢救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只是互相传抄，谈不上研究），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抢救运动的基本说法都是一致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舆论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叙述详略有些不同。这些共同点主要是：承认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中主要为康生造成的一个错误；但只是一个支流，且时间很短，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同时为维护延安整风的正确和领袖及其他领导人的威信，对抢救运动尽量淡化，重要内幕和详情实行严格保密。（何方《党史笔记》，利文出版，2005年，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