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笔者曾与访港的钱伟长教授夫妇短暂接触。话题偶然涉及“希望工程”，记得钱夫人孔祥瑛女士义形于色地说了句：“‘希望工程’是国家的耻辱！”并解释道：九年制义务教育当局责无旁贷，但却把担子推给老百姓，尤其是向港澳同胞伸手，太不像话。
   
   孔女士言之成理。不过，她说的这个“耻辱”还漏掉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希望工程”这类善款竟然被人贪污！作案者固然丧尽天良，有关部门的此类丑闻更是中共的耻辱！

   
   无独有偶，大陆的所谓“扶贫”，也一样“雁过拔毛”地遭层层搜刮，用港式粤语说，就叫做“乞衣兜里（从乞丐碗里）抢饭吃”，堪称无耻之尤！
   
   苏明的《血色中国》里便记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是1989年4月，身为某研究所负责人的作者，在参加河北中部十六县市的紧急发展会议后，顺道去其中一个贫困县检查工作。他们所曾向该县免费转让一项变色染料新技术，同时拨出一百万元扶贫款，在该县兴建工厂，安装机器设备大规模生产这种染料。一个月前，厂房竣工，他又派了一个专家小组来帮助购买及安装设备，培训工人与试生产。但听说进展不畅，遂乘便亲自前往了解情况。
   
   县长和县委书记为他的突然到来慌了神，先在宴会上送上五万元现金，作为“刺激投资”的奖励，并说这笔钱由他“作主”。遭拒绝后，再派人到其住处“陪睡”亦未得逞。作者次晨径至工厂，发现建筑质量很差，不过已有一半投产。专家组向他汇报后，他得知即使不算偷工减料，最少有四十八万元投资去向不明。
   
   后来他向县长和书记追问钱的下落，县长承认“为了几项紧急开支，确实是动用了几笔钱应急”；书记则打太极拳，保证“至少在县政府这一级的干部们是清白的”，至于下面的干部就正在审查中。
   
   于是，他只好在返京途中，特地专程向该县所属的行政公署反映，但一位主管工业的副专员听了之后，说一定会向专员禀报，并和专员一起再来。但两人最后都没露面，就这么不了了之。
   
   然而，这48万元跟该所去年剩下的1400万元扶贫款相比，就连零头也不到。
   那1400万元，是在军队收编这个研究所不久不翼而飞的。“经追查才知道是军人拿走了，说是借用，但并没有给我们写下借据，更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归还。”
   
    原来“六四”之后，进驻京城的39军觉得该所是块“肥肉”，便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一口吞掉这个有千名员工的大型科研机构，派了一名大校军官担任所长，掌握实权。作者留任副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那个大校就乘大权在握之便，把1400万弄走了。当然，他是跟留任的党委书记郭某串通好的。只瞒着作者一个。
   
    非但如此，由于1400万扶贫款没了，一份130万元的合同不得不作废。合同另一方是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县，该县为了得到这份合同，已付了百分之三的现金回扣，共三万九千元给所里的四个人，包括两名党务干部，两名行政干部。其中一人是刚调来不到三个月的上尉军官。他口袋里袋袋平安，装了九千七百五十块钱。
   
    在1989年，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的万元户已令一般平民百姓羡慕不已，那是指一户人家骈手抵足，辛辛苦苦一年的总收入。
   
    但若从那名上尉军官或其他三人看来，这还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油水，因为该所29位“督导员”，捞了300多万的好处呢！
   
    这些督导员都是年纪大`资格老又没文化的干部，在郭某支持下先后挪用了所里600万元研究经费，在外面经营饭店`宾馆，结果全部亏损倒闭，600万元泡汤。经查帐组和调查组好几个月的合作，查明那29人应对340万公款负有责任。
   
    可是到作者因“六四”期间支持学生，以及对被军方收编持异议，最终遭到整肃而不得不弃官逃亡为止，那29人无一受到追究，340万元巨款的公案也没人再查问了。
   
    其实毫不奇怪。1400万元都悄无声息，340万元还不到其四分之一，算得啥？
   
    毛文革时尝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诚哉斯言！
   
    只是应当加一句：毛本人比任何地主`资本家都厉害。且不说其天文数字的稿费使之成了当时大陆最大的富豪，那都是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他所搞的假社会主义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得以滋生的缘由。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
   
    因此，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六四”，不能把邓小平对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的罪责一笔勾销，但更不能忘记毛一手缔造的极权制度，才是一切贪腐之源，罪恶之根！
   
    末了还要引一句有点不雅的粤语：香港/广东人诅咒那些干了缺德事的人，说他们将会落得“生崽无屎忽（生的孩子没屁股眼）”的下场。上述连“扶贫”款也要榨油的贪官，定必遭到这样的天谴！
   （08-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