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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鲁迅既不是伯林所说的“狐狸”，也不是伯林所说的“刺猬”，我倒觉得鲁迅是“牛虻”。鲁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时代，均处于激烈对峙的状态。鲁迅的一生矢志不渝地拒绝各种“主义”和各类政权的招安，始终保持着宝贵的独立性，因此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种种攻击、辱骂和戕害，他不可能像周作人那么长寿。鲁迅是邪恶时代和黑暗时代最尖锐的控诉者，也是对中国的历史及未来最明察秋毫的批判者。以我对中国历史有限的了解，我认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过上幸福而快乐的生活——幸运的是，他生活在民国时代，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帝国主义”及其盘踞的租界的存在，才让他还保有了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当然，作为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也看到了鲁迅思想中的某些不可忽视的局限性，我不愿像老师辈的一些学者那样，始终讳言鲁迅身上的局限性，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为鲁迅辩护。我个人认为，鲁迅的思想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在形而上的领域，鲁迅未能深入探究西方传统中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信仰资源，其思想中缺乏永恒的价值为支撑，故他的思想和作品都难以企及俄罗斯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达到的人性深度；二是在形而下的领域，鲁迅未能涉猎英美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以及宪政民主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实践方式，他批判多而建设少，未能为后人“拿来”熊熊燃烧的自由主义的火种。我想，如果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试图超越鲁迅的话，就应当从这两个方向上开始努力。
我的日本观的起伏变化
藤井省三：书中，廷生提到∶日军在中日战争(1937—1945)期间，令当时担任中华民国将军的曾祖父战死疆场，其后又杀害了鲁迅的好友郁达夫，对此廷生表示∶“他们决不是我们一衣带水的友邦……。”(323页)。作为像我这样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感到非常的沉重而又难过。
我想知道这里提到的廷生的曾祖父这个角色是否是以您在新作《铁与犁》(2004)中介绍到的李将军为创作原型的呢?这本《铁与犁》正如其副标题“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所提及的那样，书中指出了存在于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问题:鸦片战争后在东亚地区相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落后，日本则稳步地展开了近代化建设；中国也曾送出大批的留学生赴日旨在向日本学习，然而日本却不断扩大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战后虽然战胜国中国对日本采取了“以德报怨”的宽容政策，可是日本却没有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清算，也无意向中国支付战争赔款，此外正如靖国神社问题所象征的那样,日本甚至进一步增加了试图肯定侵略战争的活动。另外，书中还从继“原子弹爆炸图”之后又创作了“南京大屠杀图”的画家丸木位里夫妇谈起,一直谈到2000年在北京做了一番感人至深的演讲的大江健三郎，介绍了一些有良心日本人展开的各种活动。文末，呼吁为了东亚的发展中日两国应和平共存、相互合作。
另外，与《铁与犁》一书同时期出版的《“暧昧”的邻人》是基于为期半个月的对日本的调查旅行，写成的尝试了解日本的一篇旅行记。将这两本作为在思想上和亲身的体验上展开的广泛而又深刻的日本论，我都已经仔细地拜读过了。
在此基础上，请允许我再针对《香草山》一书提一个问题。313页倒数第3行处，宁萱这样写到:“他们那里恶人的比例最高的。”宁萱感到愤怒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对于“他们那里恶人的比例最高的”这种斥责我感到十分地困惑。正如《铁与犁》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历尽多年的心血查明了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的晚年、尤其是那悲剧性的结局的正是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铃木正夫。证实了战时的日本人赋有杀害了郁达夫的罪责的正是后世的日本人。此外，例如太平洋战争后期进军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军对日本开荒者的强暴事件、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对Songmy村的虐杀事件等等，战争令人猖狂、失常的事件在其他国家不也比比皆是吗?就中国自身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内战期间，难道没发生过对在野人士进行虐杀、暴行、掠夺等行为吗?
余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日本，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一般的中国人确实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我个人对日本的看法，仍然在不断地调整之中。比如，写《暧昧的邻居》的时候（2004年），与写《香草山》的时候（2000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现在跟写《暧昧的邻居》的时候相比，又有了一些自我否定。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要理性地看待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去，我对日本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偏见——我也是在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当中成长起来的，不是生活中真空之中。官方的反日教育和宣传，长期影响我甚深。在面对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官方的近代历史叙事的时候，我是比较早的觉醒者，我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者，而且是民族主义的批判者；但是，面在对日本问题的时候，我却很难不成为民族主义者。我在早期的杂文中，一提起靖国神社来便怒火万丈。
那时，几乎关于日本的一切我都不喜欢。我记得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和夏晓虹教授一度在日本访学，他们写了一系列关于日本的文章，我看了之后就感到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似乎过于正面了——那时，我还没有去过日本。一说起日本来，除了战争的暴行外，就是艺伎、相扑这些我不接受的文化符号。
后来，身边出现了一些日本同学。一开始，我回避与他们来往，我把日本人看作是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人”。再后来，我逐渐与他们有一些交往，发现他们有着与我们一样或者相似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大体是友好的。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朋友，他们并不是电影和电视中杀人如麻的日本官兵。
二零零四年，我亲身到日本访问半个多月，先后走访十多个大中小城市，会见数十位持左、中、右不同立场的日本人士。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是友好的，善良的，文明的，热爱和平的人。我还发现日本社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我访问了日本的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国会，再加上我对日本民间社会的观察，我发现军国主义的复活在日本不太可能。此后，我的“日本观”更加理性、也更加感性，更加全面、也更加平和。
正如我在《暧昧的邻居》中所说，“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前提。但是，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的了解却少得可怜，甚至远远少于对欧美诸国的了解。就中国方面而论，人们不愿了解日本，首先是因为“老大帝国”的傲慢心理，虽然帝国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瞧不起“小小的日本”。我常常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心态，就好像法国人对美国的心态一样。其次，是因为近代以来日本多次侵害过中国，出于某种仇恨心理，一般的中国人对日本是排斥、厌恶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依然处于中共的专制统治之下，没有基本的新闻自由，普通民众无法获得多元的信息，所以无法对日本产生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我个人的经历中便有这样一个例子：我的《铁与犁》中专门有一章，名叫《寻找日本的良心》，写到许多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民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为中日和平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当这本书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上连载的时候，我却意外地发现这一章的内容被删去了，而其他的章节都是完整的。我立即致电编辑人员，他们的解释是“技术原因”，并答应立即将此内容补充上去。但是，我等待了很久，仍然没有发现这一章被补充上去。这个小小的细节说明，某些人垄断着信息传播的渠道，他们不希望民众看到他们不喜欢的信息，比如对日本的正面描写。
当然，日本也有日本的问题。就日本而言，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有基本的新闻出版自由，情况与中国不同。但类似的人为的“误会”，也会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出现。据我的了解，几年前民间的“女性战争法庭”宣判日本天皇犯有战争罪的消息，日本的媒体就报道得比较少。比如，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在日本是一个一般人不敢碰的“禁忌”。普通的日本人不太敢直接批评天皇，日本的媒体更不敢像英国的媒体那样经常刊登皇室的丑闻。再比如，日本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通常也呈现为两种极端——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
迄今为止，日本朝野对战争问题的反省，远远不能令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各受害国的国民感到满意。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行始终闪烁其辞、推卸责任、拒绝赔偿，让人十分失望。日本民间对战争期间的性暴力受害者、奴隶劳工、遗留的细菌和化学武器等问题，也大都缺乏深切的认识。日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原子弹爆炸给日本带来的伤害，却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的暴行轻描淡写。这样的一种教育方法，非常不利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以前，我会站在日本之外，居高临下地批评日本文化的某些病症，如死爱面子、死不认错、缺乏个体主义等；现在，我发现这些问题，不是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可能是亚洲文化的共同的问题。或者说，是儒家文化圈的问题。或者说，更广阔地来看，以基督徒的立场来看，乃是人性本身的罪性。比如，不敢面对自身的历史罪行，日本是如此，中国不也是如此吗？国共内战中双方军队的残暴行径，并不亚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共军包围长春，不准老百姓出城，导致二三十万人饿死，这跟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多么相似！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不也去瞻仰独裁者毛泽东的尸体吗？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能将日本的罪行“个案化”和“特殊化”了。日本人不是一个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变种”，日本人的战争罪恶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我们要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与整个人类类似的罪恶放在一起反省。应当对所有的罪恶进行清理，不仅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杀戮，还应包括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杀戮，以及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罪行，如欧洲科索沃的大屠杀和非洲卢旺达的大屠杀等等，当然还有天安门惨案。有些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敢于大声批评日本，因为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批评日本是一种“政治正确”，没有危险；但是，他们却不敢批评中共的独裁和屠杀，因为这是需要立即付出代价的。这种“有选择”的批评，是我所不齿的。
藤井省三：另外，书中323页将1996年针对作为对日抗议的仪式勇于跳入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海域的香港政治评论家陈毓祥死于事故一事，将原因归结到日本的“军舰”上，这是对事实的错误认识(《铁与犁》222页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警备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海域的不是“军舰”，而是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艇。陈毓祥自行跳入海中，因救生用具被香港方面的船体拖拽导致溺水身亡，日本方面的巡视艇确切地说，是尽全力去救助陈毓祥的。有关您对此事实的误解，在中国的网络上也存在着对您的批评意见。(“从余杰作品中的‘硬伤’说起”http://www.kusayakyu.net/essay03.htm www.kusayakyu.net/essay03.htm –2002年12月18日)您为什么会一再地误认这一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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