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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
——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天安门惨案、鲁迅以及我的创作之路
藤井省三：首先，十分感谢你同意我们此次将小说《香草山》的部分译文刊登在集英社文艺杂志『すばる』（英文名《Subaru》）上。《香草山》以富于细腻的知性与感性的年轻男女二人——廷生和宁萱的日记以及书信往来作为主线穿成了整篇文章。全书已拜读。俩位主人公的书信往来是从一九九九年六月开始、即以“流血的星期天”事件十周年为开端，正像这开始的时点所暗示的那样，本书可以说是站在后邓小平时代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诚恳、切实地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化、或者说是国民国家建设以及自由恋爱带来小家庭的形成等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重要课题。请允许我就《香草山》一书以及其后发表的几部作品想向您提几个问题。如果有由于政治性的理由不便回答的地方,您敬可以保留意见,不予回答。
身为研究生,同时又是作家，籍贯四川,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学期间作为作家崭露头角，硕士毕业后找工作的时候曾一度被选定为研究机关的研究员，但最后又被取消——书中主人公的经历可以说跟您本人的经历非常地相似，请问您是以自己为原型进行了此书的创作吗? 宁萱这个角色是否也有创作原型呢? 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跟我们讲讲。
余杰：我多次以“天安门之子”这一名称来定位自己。很多人（包括审问过我的秘密警察）都曾经问我说，你与天安门事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为何会有如此深重的“六四情结”？甚至还有当年广场上的参与者也曾经质疑说，你又没有参加过八九民运，凭什么自称“天安门之子”？我的回答很简单：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场大屠杀，是我生命的分界线。此前，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乖乖孩；此后，我走上了一名“叛逆者”的不归路（当然，其间亦有波动反覆）。虽然我不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我部分地承受了其后果——一九九二年，当我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作为新生被迫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号称中国的“西点军校”），参加为期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通知书叮嘱必须携带毛选一至四卷）。这是李鹏企图对北大学生实施的“洗脑”教育。作为那场杀戮的迟到者，我过早地看到了鲜血，听到了谎言，我原来的世界撕裂了，我独自将其重新弥合起来——通过我的写作，通过与六四难属的来往，通过对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搜寻。我告诉自己：不能稀里糊涂地忘却。
天安门之后的中国，是《香草山》故事的大背景。意识形态的高压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伴随着我们这代人度过了不再浪漫的青春期。奇妙的是，浪漫在我即将结束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我个人的爱情故事以及《香草山》里的故事，恰恰是从天安门屠杀十周年的那一天开始的。这不是我故意的安排，我的真实的生活经历便是如此。这个爱情故事中两名主人公的感情基础，乃是价值观的契合。准确地说，就是对天安门事件以及人类的公义具有同样的“爱与痛”。这种“爱与痛”在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渐崇尚实用主义的青年当中并不多见。
《香草山》是七十年代生的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当然带有显著的时代烙印，书中的主人公堪称是最后一代具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人。我在写《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其中，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而涉及家族历史的部分，更多的是艺术加工的成分。《香草山》是我写作的第一部长篇，有相当的自传色彩，但又不是一部纯粹的、典范的“自传”，情节始终被压制在一个次要地位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部“精神成长史”。
有人怀疑说，书中的两个主人公的思想太一致了，世界上不可能有如此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我当然承认，我未能充分凸现女主人公的女性身份，但就超越性别的精神世界而言，这两个人物确实是非常一致的。小说真正的主人公——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曾经存在于我想象中的女孩，后来居然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上帝，让她进入、改变和提升我的生活。其实，这本《香草山》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其中的许多篇章确实出自“宁萱”的手笔——而且，我认为，她那部分比我这部分写得好。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那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它直接导致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这种转化可以用我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来概括：“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苗。此后，我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信仰的转换更对我的写作和生命产生本质的影响。
在《香草山》中，我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又是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在这个大部分人都不相信爱情，或者说爱情被物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时代里，我想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表达我对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在生命中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藤井省三：从罗素到王小波，廷生和宁萱两个人的话题可以说是包括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中也涉及到很多有关鲁迅的话题。请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们是如何看待鲁迅的意义与价值的呢?听说您在本科生期间关于二十世纪初期年轻的留日学生鲁迅、苏曼殊等中国知识分子很欣赏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这一题目写过论文。从拜伦到鲁迅，您认为在浪漫派的独立与反抗精神的问题上，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鲁迅受到的是怎样的评价呢?
余杰：我那篇论文以中国近代文人的“拜伦观”为中心，而他们对拜伦的接受，大都从日文翻译中得来。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论及了近代以来中国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中介和桥梁，即便在中日发生战争或者敌对的时期，仍然有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或流亡。晚清的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和革命派人士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长期在日本活动。而知识分子中，章太炎、刘师培等大师级的人物均与日本甚有渊源。后来，无论是作为文学家的周氏兄弟，还是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的陈独秀，以及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蒋百里，都曾在日本学习。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还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事实便是：近代西方的左翼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鲁迅后来的左倾，我认为也与他在早年日本的经历和接触的思潮有关。相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比较右一些，他们更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这种对比是很明显的。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激化道路，留日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承担何种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说到对鲁迅的评价，最近几年争议越来越大。鲁迅是一名一辈子的反对派，他与共产党的之间关系很有意思。虽然他生前与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左联存在着诸多的不愉快，他也直接嘲讽过毛是“山大王”，共产党却“大度”地将其纳入其文化体系之中。一九四九年以来，鲁迅成为一个被官方过度阐释的象征性符号，承载了过多的意识形态。鲁迅在骨子里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却被中共塑造成永远横眉冷对的“革命家”。我相信，如果鲁迅复活的话，以他的个性，一定会对所谓的“鲁学”嗤之以鼻。有的文学研究者，包括我的老师钱理群教授，坚持说毛泽东的心与鲁迅心是相通的，我完全不同意此种看法，一个自由战士的心怎么会与一个独裁者相通呢？还有那位写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致先生书》的张承志，一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红卫兵”这个词汇的发明者、对文革期间的种种暴行绝不忏悔，一边却声称是鲁迅的好学生。我不禁要问，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鲁迅，会接受这样一个崇尚暴力和嗜血的学生吗？如此可怕的错位，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病相”。
“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中文系热门的“专业方向”当中，已经膨胀成一个“次学科”。在“鲁迅研究”领域，与“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似，也有“我注鲁迅”和“鲁迅注我”之区别。据我的观察，后者远远多于前者——很多“鲁迅研究专家”对鲁迅的研究和评论，与其说是在研究鲁迅本人及其思想，不如说是在通过“鲁迅”这一旗帜来表达个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因此，每一次关于鲁迅的激烈争论，其实都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体现。也就是说，鲁迅的文章和思想为当下文化思想论争提供了若干刺激性的思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迅热有所降温，胡适等当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学人，在长期被丑化之后，逐渐浮出水面，其学术和思想得到正面的评价。“胡适，还是鲁迅”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从梳理中国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来说，严复、胡适、殷海光等人理应得到重新评价，其思想成果也需要被激活。他们对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评论与参与，走的是与鲁迅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的路径也有被重估的价值；只有鲁迅这一条路、这一种选择，显然不符合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的真实情形。而如果从评价现代文学的实际成就来说，鲁迅是罕有的“文学中人”，与之相比，胡适没有多少文学才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排名第一的现代文学大师，他的深度和广度，他的文字的魅力，他的思想的丰富性，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都无法企及，拿他们来“打倒鲁迅”，是打不倒的。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鲁迅思想的发掘成果之一，是其“立人”的观念。“立人”在鲁迅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他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来自于人权”、“不能以主权取消人权”。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每个人都得成为文明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此两种状况之间：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两种生活方式不断地交替轮换。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奴隶主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鲁迅用充满血泪的文字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面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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