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说过，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关于上帝的存在，圣经是特殊启示，而人类各民族的典籍、历史文化遗产等则是普遍启示。所以，我们不必抱着从圣经中寻找有关中国的论述的想法来查考圣经。有一些中国基督徒囿于“中华中心主义”的观念，拼命要从圣经中寻找出提及中国的字句来。比如，有人认为下面这段经文便涉及到了中国——“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由此，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便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满足。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可笑的“以人意解经”、“以圣经注我”。其实，稍稍查考史料便可以发现：近代旧约圣经考证学的研究，以及一零四七年死海古卷的发现，均证明希伯来文原音的“希尼”的这一词语与“色耶尼”仅相差一个辅音字母。所以，“希尼”应为“色耶尼”，而“色耶尼”正是现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的旧名称。这里的意思是先知预言将来犹太人必从世界各地回归，故“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从秦国来（南方）”，所以根本不是指中国（秦朝）。整部圣经中，确实没有一处提及中国，但这并不能否定上帝对中国人的爱，以及中国对上帝的爱的回应。

   第二个问题，上帝与人类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旧约”的中心是“十诫”，“新约”的中心是“爱神及爱人”。这个约既规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也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耶稣第一个宣告个人的重要性，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句话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因被造而拥有独特的价值；上帝爱每一个人，无论他美或丑，无论他强或弱，无论他高贵或卑微，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先哲马格里奇曾经是一个非基督徒，后来却成为一个坚定的基督教护教者，他指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人权肇源于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里，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患病的或是健康的，聪明的或迂愚拙的，美丽的或丑陋的，都被他的创造者所深爱，正如福音书告诉我们的，他的头发都被神数算过。”同样，每一个人都需要单独地对上帝负责，人有自由意志决定是否接受上帝的拣选，每个人都是单独地与上帝发生关系，除了作为中保的耶稣基督之外，人类无须通过其他“中介”来走向上帝。也没有人可以凭借其种族、党派或团体的身份而获得救赎与永生。

   人权观念也肇始于基督教。基督信仰带来了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确立了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在全球拥有最多听众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甘雅各（D.James Kennedy）在《如果没有耶稣》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影响，他引用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其实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于：人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在于人的品质。也就是说，它建立在和上帝的关系之上。人具有上帝的形象的客观事实，建立在上帝对人的关系之上，这个关系不会丧失也无法摧毁，只有上帝才能取消这层关系。基督教对个人的强调是自由与自由权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一六一八年的《人权请愿书》、一六八九年的《人权法案》，以及美国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和一七九一年的《人权法案》中都有所体现。历史学家海斯如此指出：“基督教理想被普遍接受并在实践中真诚地朝这理想努力的地方，那里就有充满生机的自由；而在基督教被忽略或拒绝，遭逼迫或羁缚于政体的地方，那里就有暴政。”

   基督教的“人论”也是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 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养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人类选择民主制度，不是因为人类有多么聪明和智慧，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是一套如何精致和完美的制度。相反，乃是因为人类的全然败坏，乃是因为人类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罪性。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你是研究西方政治学的专家，这方面大概不需要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第三个问题是，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彰现信仰？我的答案是两句话：“以信仰改变生命，以生命改变世界。”毫无疑问，上帝的救赎既是个人的救赎，也是民族的救赎。但是，个人的救赎和民族的救赎之间，有严格的先后次序，即：先救赎个人，再救赎民族，而不是相反。正如张伯笠牧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必须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否则的话，我们所谈论的基督教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关系，我们也从中得不到任何真正的安慰和平安，我们仍然将它当作是一种似乎可以涌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策略或方案，与当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等等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别人去信耶稣，甚至乐见中国基督教复兴的趋势，因为基督教可以改造国民性，可以提升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水准。但我们自己偏偏就是不愿去信仰，因为我们是有理性、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如今持这种看法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基督徒”。

   “文化基督徒”固然比“义和团愤青”好得多，但“文化基督教”毕竟不是“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的生命并未有本质的改变。再进一步，如果“文化基督徒”变成“政治基督徒”，将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的次序颠倒过来，那么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就是近代以来所谓的“基督教救国论”，此一思路不仅无法救国，而且也背离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工具化、信仰的策略化，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纳入到某一宏大的“政治蓝图”之中，此一思路在今天某些“党外人士”的圈子里颇有市场。有一名自诩为“大总统”的律师便多次声称：“我要信基督教，并让我妻子去练法轮功，基督徒有一亿人，法轮功有一亿人，这样支持我的人一下子便有了两亿。”还有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宪政学者，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易经》，枕头下面还放着厚厚的一套《毛选》，他每天都将此三本书参照阅读，显然基督教只是他达成个人的政治野心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些人都不是真诚的信仰者，他们是洪秀全式的人物在当代中国的翻版。他们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需要救赎的，而是企图去充当他人的“大救星”，在此过程中，上帝只是他们认为可以拿来利用的一张面具而已。

   另一种在华人教会和基督徒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信仰与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的割裂甚至对立。在教会中探讨公共事务很可能会遭到冷遇和排斥。这几年来，我有过这样的切身的经历。但我认为，基督徒不仅是天国的子民，亦是地上的公民。海内外华人教会对后者缺乏深刻的认知。由于某种有偏差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大陆的教会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处于高压之下，香港、台湾的教会则难以摆脱殖民地的历史影响，这些历史包袱使得华人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的“政治关怀”长期阙如，许多人将“福音”与“政治”对立起来，一谈“政治”来便恐惧战兢。使得基督信仰萎缩在私人空间中，教会和基督徒对公共生活缺乏影响。有人甚至还美其名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是一块专门涌来遮掩怯懦的遮羞布。

   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在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下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将信仰完全“属灵化”，将信仰变成一种个体的精神安慰；一是将信仰完全“政治化”，将信仰变成达成其政治企图的资源。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在一条“中道”之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基督信仰不是一种封闭的、抽象的信仰体系，它必然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正如你信中所说的那样：“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用主祷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信仰既是私人性的，又是公共性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美国神学家戴德理教授指出：“期待信仰体系对个人、社会可以作出正面的贡献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宗教，或一种哲学（例如儒教、马克思主义、或人文主义）不能潜移默化人的生命，那么这个宗教或哲学应该束之高阁。生命太短暂了，而人的需求又是如此巨大，生命不容浪费在仅供作‘观点’、‘看法’之世界观；生命必须专注于改变世界的真理之上。”我很同意这种看法。我很欣赏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倡导的“十字架神学”，他认为：“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待的姿态。相反，基督徒必须采取主动参与的姿态，并在公共政治的领域中，提出神的应许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神学的任务乃是形成一种十字架的神学，寻求使人从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中得到政治的解放。”当教会和基督徒站出来捍卫社会公义的时候，他们便是将信仰实践化了。基督徒必须用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去改变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基督徒应当缺席的领域，没有一个领域是上帝保持沉默的领域。

   教会不能成为政党和政治团体，但基督徒个人却可以成为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上帝也呼召了若干基督徒承担此使命。正如莫特曼在一篇访谈中指出那样：“基督徒为了耶稣的缘故站在弱者、病人、忧伤者、被逼迫者一边，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积极的。如果基督徒有机会承担政治的重任，那是很好的事。……基督徒乃是政治汤锅中的盐，是黑暗中的光，然而他们不一定为执政而执政。如果他们必须担当重责大任，他们当然准备就绪，然而他们不会一味追求权力。自从东德共产党垮台之后，有许多基督徒和牧师担负起政治上的重任，可是他们会等到新兴的政治势力抬头，能够承担起重任时，放下手中拥有的权力。”因此，民族的救赎是个人的救赎的“果实”。当个人的信仰坚实的时候，民族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当个人的信仰丧失的时候，民族的堕落也随之来临了。莫特曼在回顾德国的历史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德国以往的传统是：宗教是个人性的，与政治无关。我想希特勒得以坐大，基督徒要负某些责任。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个人性的，因为我们持守的使徒信经中就有一位政治人物：彼拉多。他让耶稣钉十字架，因此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桩政治事件。正如默茨所表达的，耶稣不是在两个祭坛上的人物间被钉死的，而是在两个受刑人之间，因此，我们必须竭其所能地参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