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中国

    各位基督教新老朋友：

   非常感谢这两天你们与我在一起分享你们的走向神的宝贵心灵之旅，非常感谢你们给与我的关心、爱护和期望。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概括我的感受，那就是震撼！你们已经把我带到神的跟前了。在这两天讨论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神的慈悲的爱、耐心和睿智。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我能感受到神的爱和希望，为了我能得到救赎，而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为了不辜负你们的爱心和努力，我想，我应当诚实地向你们说明我的心境和想法；这不是自我辩护，在你们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我还要自我辩护，那就真是不可救药了。你们可以将以下解释看作一个艰难跋涉的心灵的痛苦和惶惑的告白。

   尽管我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如果真的深入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让我回顾我与神的关系，我可以说，我一直感到神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我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和精神境界。我很早就与超越个体生命和物质世界的精神订立了契约。基督的故事和基督教文化（礼拜活动中的仪式和圣歌），一直对我有净化心灵的感受。现在，无论从道德和智慧，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我都接受神的存在。这是理性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后的精神选择。

   我不是理性拒绝神的存在和基督教；如果从理性出发，我宁愿接受和信奉了。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接受基督教信仰后导致的良心义务和实践选择，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和人类建立美好世界的要求的冲突。我对不同信仰之间的孰是孰非的教义争论的困惑和后果的担心，其实是不愿让我的精神纯净和宁静受到困扰。我已经感受到神的存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他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尤其让我关注。

   第一，基督教的来源是圣经。正如你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一部圣经记述的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关系，订约、背叛和重新修复关系的历史。我的问题是，上帝如果是造物主，那么，在这段时间他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什么？即使在这段时间中，圣经还提到了埃及人。我最关心的是，上帝与中国人是什么关系？我是中国人，那时我们难道是被神忽略了吗？如果我们也是神的孩子，那么神给我们的指导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宁愿相信，基督教的圣经是神的存在的一部分证据，但还不是全部。我们中国，还有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证据。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我们其实必须作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我们是否是神创造的、被神照顾和接受神的指导？第二次是我们有的是一个神还是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是一神论者，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解释：中华民族也在自己的历史上有自己的神的启示和文化，也是神的存在和恩典的一部分。我们会接受每个宗教和精神文化，都是神的存在、恩典和对人的照顾的一部分。如果别的神和精神文化都是异教，我们将面临解释为什么神只出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的问题导致一个更广泛的神的信仰。

   第二，我们与神的契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在我们的讨论中，你们可能认为我对神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因为我急于想知道是否可以把基督教卷入政治选择。我同意伯笠的忠告，基督教首先是明确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意识和感激。但是，在圣经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上帝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灵感应，而且是要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选择中表现出对于上帝的遵从和忠诚。也就是说，神与人订立的契约，不仅仅是人对神的精神感激，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守神的旨意。例如，你们这次为帮助我而选择的《出埃及记》，就是讲述一个政治选择中如何遵从神的旨意。如果我说，对于现代中国基督徒而言，出埃及就是走出中共的统治，这并不夸张。思考基督徒与上帝的契约的社会和政治内容，需要重新制定中国基督教的agenda。其实，基督教在文明中的地位和普及程度，是与它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提供积极指导有关的。如果基督教仅仅是教堂中的祷告和生活中的体验，如果基督教放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建设性角色，基督教的发展将会自我设限。我不是说，基督教一定要与现政权处于对抗状态；因为在基督教的原罪说看来，即使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力量和人也会有许多问题。我的意思是，基督教应当积极地改进社会，与各种现实力量合作，但不回避诚实和必要的选择。在基督教健康发展的地方，基督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在重大政治灾难中维护人类安全底限，都是最重要的力量。

   我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就确认自己的使命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到我十八岁时就确认，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这种改善的必要内容。到八十年代末，我就知道，政治制度的改革本身，并不能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提出政治文化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我不赞成那种靠着仇恨去建立新的制度的做法。现在，我知道，基督教可以有更积极的作用。我愿与诸位一道探讨有关问题。

   王军涛

   二零零八年二月

   军涛先生：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见面并分享我的信仰历程。我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受益者，那个时代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一直自诩为“迟到的八十年代人”。因此，我也要特别向你们这一批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年长者致敬。

   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信仰基督徒很难这是一个凝固的看法。在我个人的信仰之旅中，确实有两个最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是骄傲，其次是罪。人最大的骄傲便是不认识神，便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骄傲，这就是我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精神状态。什么时候人认识到了作为被造物的自身与造物主之间的天壤之别，什么时候人就能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而对于罪，我也是不愿意承认的，我认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到达或者接近了“义”。直到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时候，我才认识神，也才感受到全然的幸福和喜乐。所以，我与信仰的关系，是上帝拣选我，而不是我选择上帝。如果不是凭借着圣灵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靠着所谓的理性走向上帝，任何人都无法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宰，因为人类理性的有限，使得人类无法以自身的努力来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你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问题，也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前苦苦思考的问题，经常与基督徒们辩论的问题；而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它们并不是在一瞬间都解决了，它们仍然作为“问题”而存在——但不再是阻拦我走向信仰的问题，相反是不断促使我的信仰得以深化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圣经与中国人关系。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也经常反问那些向我传福音的基督徒说：圣经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圣经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中国。我还记得，当年王怡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人的典范，是他最心仪的人物，如果苏东坡不是基督徒，如果苏东坡不在天堂里，那么天堂再美丽，他也不愿意去。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一个重要障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是犹太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白种人的福音。比如旧约中的许多章节，不过是犹太民族的历史罢了，跟中国的历史没有多大关系。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阅读、研究和接受这部分经文呢？他们进而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是一种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其实，基督教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诞生于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换言之，耶稣基督是东方人，而不是西方人；基督教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本来便诞生在东方——这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却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独一真神”——绝对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那只是原始图腾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绝对不是“宽容”和“多元”的。但是，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必然具备某一种族成员的身份。如果耶稣基督是“超种族”或“无种族”的，那么“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那么，上帝让耶稣以哪个种族的身份出现呢？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耶稣是以犹太人的族裔来到世间的。那么，上帝为何要让耶稣成为一名犹太人呢？倘若由人来对此事作计划和安排，耶稣大概会作为埃及人、罗马人或者中国人来到人间，因为当时埃及、罗马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繁多、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倘若耶稣是埃及人、罗马人或中国人，不就可以带动整个埃及、罗马或中国的民众都信仰基督教吗？然后，基督教再由埃及、罗马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顺利地向四周的落后地区传播，这不就水到渠成了吗？但是，上帝的心意是人所无法揣测的，上帝偏偏就选择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偏偏就是让耶稣成为犹太人，虽然犹太民族只是一个处于近东地区的小小的民族、一个在列强的包围之下连生存权也没有充分保障的民族。这个事实表明，上帝连那些最弱小的民族都不抛弃，所以上帝的爱是遍及所有人的。职是之故，旧约不仅是犹太民族的历史，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隐喻。它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它既是关于“选民”的，又是关于“万邦万民”的。如同“十诫”一样，它是上帝通过摩西与犹太人之约，亦是与所有人类之约；它遂成为人类的第一部“宪法”，亦是宪政制度的基石。到了新约时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选民，而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另一方面，就地域性而言，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之处，本身就表明了基督信仰具有普世性。基督信仰是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不是某些特定民族和人群的信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都有份和有权获得福音。福音不是专属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福音，而是超越地域、种族和时间的福音。显然，中国人也是福音的对象，上帝从来没有忘却过中国，上帝的恩典始终彰现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两种，上帝给予犹太民族以“特殊启示”，同时也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以“普遍启示”。如果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统统看作是“异教文化”，那是一种极其偏狭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先贤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当中，就有不少与圣经相通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与耶稣所教导的“爱人如己”相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