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林牧去世以后，牟传珩写了一篇《透视“林牧现象”》。他把“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沈重历史的官员和知识份子群体转变为民主派的时代现象”概括为“林牧现象”。他说“‘林牧’这个特定的名字，内涵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直到‘六四’之后，林牧才彻底与极左势力决裂，转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凡是对当前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由于当权者的严密封杀及其帮凶、御用文人制造谎言，大多数人一直被蒙蔽。对此很少了解，甚至毫无所知或存在成见和误解）都会同意牟传珩的这一见解，认为他概括得很正确，很恰当。事实正像林牧自己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一个‘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见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除了林牧，这一类人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何家栋（恰巧是在林牧去世的次日他也去世了，他一生也是遭到多次严重迫害，打击）以及在前几年去世的王若水、吴祖光、李慎之、王若望、金尧如、刘宾雁等人。尽管他们作为知识份子有的属于官员型，有的属于学者型的不同，从中共意识形态迷惑中觉醒并与之分裂出来的有早有晚，他们的共性是在意识形态上终于告别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复归。

   正如牟传珩所指出的：“‘林牧现象’之所以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性原因。”刚才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的最突出的时代标志，毫无疑问的应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衰落。我国在二十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兴起的五四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自由主义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思想主流。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包括陈、胡、李大钊、鲁迅等领袖人物在内，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分裂。中共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高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提出要“超越五四”。陈独秀不但在后期的《新青年》转而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当了首任总书记。鲁迅在三十年代初思想转变为左倾，加入左联，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胡适等人则一直坚持其自由主义立场。

   最早讲到这一分裂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说道：“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地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是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另一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用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第532—536页）

   中国知识界在“六四”屠杀的“秋后算帐”的高压下，一度思想麻木，噤若寒蝉，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苏醒过来。对胡适和鲁迅的重新评价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一讨论的实质，仍然是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直白说来，就是走美国人之路还是走俄国人之路？在意见纷纭中，我以为李慎之的意见比较深刻而中肯：“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的最大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胡适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与之相反，鲁迅则从认为‘费厄泼赖应当缓刑’到主张‘打落水狗’，到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不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然而以立言大体而言，我们祇能说一句’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见《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李慎之后来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并且提出了”尼采与杰佛逊，到底谁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呢？“这一问题真可说是意味深长。

   至于陈独秀一生走过的道路，尤其值得我们的重视。1927年蒋介石进行清党以后，中共于8月7日召开全会（所谓“八七会议”）清算陈的“右倾错误”，又因他坚持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主要应依靠资产阶级，而与主张工农革命的主流派发生冲突，因路线分歧被解除总书记并开除出党。后来他一度加入托派又退出，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获释，晚年穷困潦倒，蜇居四川江津，1942年死在那里。在死前他从对斯大林的暴政的观察、研究中大彻大悟，认识到民主就是民主，并没有东西方之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的一场大祸害。他憬悟今是昨非，从而迷途知返，重回故我，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退回到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他的觉醒与林牧、李慎之等人（大部分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甚至“六四”后的九十年代）的大梦方醒相比，在时间上早了四、五十年。有人说他和普列哈诺夫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位先知，他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人把所谓“林牧现象”或“李慎之现象”放大开来，概括为“陈独秀现象”，也是顺理成章，不无道理的。

   上面说林牧、李慎之等这一批自由知识份子较之陈独秀的觉醒与复归，从时间上说晚了四、五十年，但他们在同时代人中仍然是先知先觉者。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当然绝非偶然。

   一是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有关。例如，从“林牧自传”可知，林牧出身地主资本家的家庭。祖父是富商。父亲是小老板，为人好客，外号小孟尝。结交三教九流。曾保释中共地下党县委书记出狱，说“主义之争，不能杀头。”对林牧的教育基本上放任，养成他自由的天性。他十七岁加入民主同盟，要走“第三条道路”，遭国民党逮捕后逃到南京、上海，还曾找过储安平和巴金。1947年民盟被宣布非法，他开始读马列著作。为逃避国民党对民盟骨干的审判，他逃往延安，后又担任民主人士杨明轩的秘书。从林牧这些经历看来，他后来的觉醒与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回归绝非偶然，而是早有其思想基础的。而李慎之曾就学于美国教会的燕京大学，并在新华社工作，有条件获得外来信息，与他被打成右派其后的思想转变显然有极大关系。

   其次，他们这批先进知识份子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从不迷信和盲从是分不开的。胡适在五四时期即曾提出对一切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应被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他们始终把陈寅恪揭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做为自己的座右铭。

   三是，他们一生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而不自我封闭，自命正统，固执己见，拒绝一切新的见解；而是择善而从，不怕别人斥为邪说异端。他们敢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从不一条道走到黑。

   林牧做为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高风亮节和优异品格，在读了他的自传和文集以后，我们将会有更深刻的认知和了解，从而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林牧去世以后，他的女儿林红将他的自传和文集整理出版并要我给《林牧自传》写一序言（文集已由前辈胡绩伟老人写序），作为老友之一，我感到义不容辞。因而不揣浅陋，写序如上，错误欠妥之处，还请高明人士不吝批评指教。

   （2008-01-10写于北京新绿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