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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九日，中共大軍以全力攻陷察哈爾省崇禮縣，整個的村子被洗刦了，數百名居民和士兵被慘殺，所有天主堂的宏壯偉大個建築悉被焚燬，並俘擄民衆數百名，就中三人是天主教的中國傳教士。

    這便是所謂的「崇禮血案」，國內各地報紙和許多外國報紙，多少都揭載了這慘極人寰的大屠殺，不過有的報道却未見得精確可靠。筆者過去任崇禮本堂司鐸（駐堂教士）約五年，對當地情形相當熟習，在中共治下的崇禮也居住過九個月，而在這次慘案發生的第二日，便到達了現場去調察，故此本文所有報道，概屬具體的事實，讀者藉此可知似這般殺燒搶掠的惡行，乃中共在佔領區施行政策的必然結果，崇禮血案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崇禮縣在察哈爾省，民二十三年設立縣治，七七事變後，日人設縣府在西灣子村，取名崇禮。崇禮位於張家口東北約一百華里。居民約三千人。

    像塞外所有的村落一樣，西灣子的居民幾乎完全是小農，除兩三家外，並沒有所謂富戶，整個的內蒙也找不出幾家太有錢的富戶，並且他們都住在大城裏邊，並不住在農村。西灣子村有「大戶」約十四五家，惟一的理由就是他們比別人的財產多些。

    但是並不因此減低了西灣子的重要，因爲它是縣政府所在地，並且是西灣子教區的中心。整個的居民幾乎完全是天主教信友，信教歷史達二百五十年，爲華北最老而又最大的教友集團之一。那裏有許多的公教事業，因之也有廣大的房屋建築，計包括主教府和司鐸宿舍，一座可容九十名修生的修道院；一座育嬰堂有孤兒百四十名；一座男女安老院；一座男女生完全小學；施診所一處；修女院兩座；司鐸住宅一所和一座堂皇富麗的大教堂。

    第一個階段：民國三十四年：增加工資

    民三十四年八月日寇無條件降服，中共軍立即佔據了西灣子村，且自起初便顯示對教會和村民的仇視。首先召集本村的無賴流氓，組織工會和農會，開始施行他們基本政策：『加增工資，減租減息』。

    這種政策的本身並不算壞，假如依法作合理的實行，且能增進社會全體的福利，地方人民也無從起来反抗。但是這在中共手中，却作了武力剝奪有產階級政策的煙幕。事實上，他們施行強制增薪，最小限度要增到百分之百，有時利用似是而非的計算法，甚至增到百分之三百四百乃至五百，而他們的增薪政策並有回溯的效力：一個工人可能請求進加過去二年三年的工資，甚至在一二十年以前所作過的一件工作，現在也可以誰求增薪【析世鑑： 「誰求增薪」，原文如此，疑爲「請求增薪」之誤植。】。總之，對任何顧主，對任何時期的任何一件工作，工人妄加控告而要求一個他認爲滿意的增薪，顧主呢，只能懇求減低，不能爭辯抵抗。假如他必要爭辯而把這事提交幹部去裁判，所得的結果幾乎永遠是更壞，他們被關進監牢裏去。直到他交出一筆較原來請求的數目更加驚人的欵子爲止。事實上，一般顧主經過幾次的抵抗嘗試，終歸無效，只得屈膝俯首，交出工人向他所要求的數目，這個數目的多寡，毫無根據，完全以對方的需索爲定。

    有的工人，爲了自己沒有理由，不肯向顧主索要那驚人的數目，但是共產黨员却不認可，反用種種恫嚇與威脅強迫他们追索那妄加規定的增薪。並爲避免雙方的逃避，他們把這工資的清算交由工會去處理，往往不許雙方來直接辦理。由工會規定數日，監視工人去追索，並監視顧主去償還。所規定的数目實在驚人，很少顧主能有這許多金錢去償還，於是便强迫他們把實物來折合：把所有小麥，麵粉拿去，再附以牲畜和一切的一切的農具，這一切的一切，往常都以極低的價值折合。假如還不足數，那麽再把舖蓋，家庭用具乃至衣服等等，統統拿去，必使他們一貧如洗而後可。共產黨人便利用這種手段作打倒社會階級的初步，以便獲得工人階級的同情與擁護。

    對於工人的這種行動，共產黨人也用來施行在租地而耕的佃農身上。在開會的時候，他們一方面刺激工人反抗他們的顧主，一方面也刺激佃農起來反對地主，他們說：『你們作工，却叫他們發財』。依照中共的規定：地租應當減收百分之二十五，這二五減租的制度如果實行完善，確能促進社會的福利，但在這裏却又是他們充公没收的掩飾物。二五减租也有回溯以往的效力，有時並督促佃農向地主追還他以往若干年來所繳過的地租，如果佃農不肯，便不惜施以强迫手段。地租的追還數可達原繳地租百分之八十，地主絕對不能否認，爭辯亦屬無效。如果他要到主管機關去訴冤，那無疑的是要遭駁斥，反更增加了應退還的數目。

    讓我講述一件事實：于姓某戶顧用了一名長工，作工十八個月，工資是按照本地的工價如數付訖。共黨入境以後，便有兩名幹部代表這工人要求增薪，每月需素蓧麥一石，並把十八個月改爲二十三個月，共須增薪蓧麥二十三石，這家農戶不過是小康農戶，本年的莊稼又遭冰雹，只收得蓧麥七斗，約二百斤。於是幹部便把錢來折合。在當日（三十四年九月）的糧價蓧麥每石約合蒙幣三千元，而幹部却按加倍來折合，這樣二十三石蓧麥當合蒙幣十三萬八千元。某戶根本沒有這許多錢來賠償，於是便強迫他賒了三頭牛，和他自己的一匹馬，一匹騾，一切農具，三套棉衣，一件棉袍，一件皮褥和僅餘的七斗蓧麥完全交出。一匹馬可值三萬元左右，共黨幹部却只給折合一萬元。某戶不甘損失，一再請求，共黨幹部却把他關進監牢，並叫來四十名窮人到他家中，強迫家人供給繕宿。經過三日的抵抗，毫無效果，某戶只得將馬交出，依低價折合了事。

    天主教會也不會逃避了同樣的命運。爲了維持所有的事業，西灣子教堂也顧用着若干工人，如伕役，厨司，車夫，磨工，水夫等等。這些工人都須到工會去登記，而由工會强迫他們作清算，向教會追索增薪，他們這樣去作是爲更能恫嚇一般百姓，並爲表示任何思想不能阻止他们施行他們的政策。在舉行清算的期間，教會代理人被監禁十五日，理賬司鐸監禁兩日，除施以種種恫嚇威脅外，並召集本村和鄰村所有的窮人和乞丐，謂將施以救擠。這樣聚攏了近二百人，把他们帶到教堂各部，强迫教會每人供給臥具一份，並把好的食物來供養。許多窮人本來不願如此，但也無可如何，直到清算終了以後，纔得各自回家。

    結果，教會只得搜盡所有的金錢，所有的小麥和麵粉，所有的家畜計耕騾六匹牛四頭，車叫輛，石碾一，石磨二，和許多別的傢俱，爲償還那被清算的龐大數字，計合蒙幣二百二十萬元。雖然有許多工人，深知這種清算的不義，準備把追索出來的金錢或物歸還原主，但經過這第一階段的共產政策之後，教會以及一般有產階級的損失，已經一蹶不起了，然而最大問題並不在金錢與物资的損失，更嚴重的要當日整個的不安的狀態。路子是打開了：任何人爲了現時的或以往的工作都可提出清算而追索一筆嚇人的增薪，即使是十年二十年前的一件工作，也未嘗不可、法律上根本没有他們的保障，因此有些人家很希望逃出這恐怖的陷阱。

    這增薪減租的政策，忽緊忽縱，一直延到三十四年十月底，那時便來到了共產黨的鬥爭時期。

    第二階段：鬥爭

    三十四年十二月間，共黨報紙照例是奉到上級的命令，極力宣傳所謂「清算復讐運動」。按照共黨的解釋，此項運動是爲對付抗戰期間的附逆份子，以及替日本人剝削民衆掠財肥已的漢奸。但事實上這仍是在對付有產階級和與共產思想不利份子，到處張貼標語，發表演說，刺激民衆打倒富人，向他們作嚴厲的清算，以報復本身所遭過的横徵暴敛。實際上，這又是推翻社會秩序的一種新方式，並爲招收黨員，允許他們報讐雪恨，並把掠得别人的財産來充裕自己的私囊，在增薪減租的階段，富人們已經被清算過了，但他的損失還只是一部分，這次的清算却作得『徹底』，務使富人到得身無長物的地步。還有，這次的運動也就是慘劇的發端，要使百姓知道：共產黨爲了實行政策，決計沒收所有的財產，不惜以強力乃至殺戮的手段，來實現階級的鬥爭。所謂鬥爭，就是普羅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在每一個時代重要的地方都要找出幾個犧牲的目標。西灣子村約有大戶十四五家，其中大部戶主已逃脱了，只有三家例外。這三家的戶主都是村中的正經人家，其中兩位一個七十六歲，一位年已八十。共黨把三人關進監牢，并在全村盡量散佈恫嚇的宣傳。然後將他們綑綁，戴上紙作的高帽，寫上辱駡的標語，領了他們遊街示衆，强令村民唾罵，最後綁他們在大街上的一片廣場中間。

    在廣場中許有公共裁判所，整個的村民都必須去參加，每人手中須帶一根粗木棍，並由中共發給一個胸章，寫着『清算復讐』。事先由中共方面搜集告發的罪狀，並强迫許多人民當場作告發人。在公共裁判的場合，這些原告便當衆去告發，一名共黨幹立正在台上吶喊：『打倒横行霸道的某某某』，全場民衆必須隨聲附合。

    公共裁判了，第一名被告便被推倒在地，在睹目驚心的民衆前，亂杖打死！全村的婦女幼兒，死者的妻女，連幼小的孤兒，都須參加這恐怕的一幕。

    清算鬥爭的第一天，教會幸免於難，但是在第二天，便有一名幹部告發救會漏缴地方捐稅，並說是民衆的要求，要教會交出一萬石蓧麥的罰銀，約合麵粉三百萬斤。這個數目大得驚人，筆者只當它是一種惡意的笑駡，根本不曾放在心上。但第二天，我却被叫了去繳納罰欵。我向他們聲述：這龐大數字根本無法繳納，連他們自己也會知道的。然而我和另一位司鐸，却被關進監牢裏去。

    很快的便看出来：這一切的行動完全是爲了要使教會破產。所有的申辯完全無效，反更加重我們的罪狀，而影響到教衆的安全和我們的事業。因此我奉到主教的命令，完全接受了他們的需索，因他想中共的佔領畢竟是不會長久的。在這時間，中共成立了一座「清算復讐委員會」，督促或强制全村的住户，對本村比較富裕的十幾家大戶，追索日寇所徵收過的差使等負担，次及在事變八年中所有一切工資的清算。清算委員會工作匝月，所有的告發，需索，完全按照任意指定的去履行，沒有人敢張口去爭辯或伸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