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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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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1901—1972)百年祭
·文学研究新三家
·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
·政治与学术之间——罗隆基的命运
·换个角度看余秋雨
·向右转:自由派知识分子悉尼大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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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评传
·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物理学大师?
·任不寐专访谢泳:“反美”、“反战”与“议政”
·普及吴祖光
·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人去思想在——闻李慎之先生去世
·谢泳 丁东 智效民 高增德: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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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的两部传记
·四九年以前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
·四九以后“出身”“成分”的影响
·重写中国现代史──《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序言
·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2005年
·重说沈崇案
2006年
·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旧时代的通讯录
·1955年的学部委员:毛主席批示“要选上”陈寅恪
·从李维城的日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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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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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
·关于中国作协体制的一点思考
·由叶利钦想到吴国桢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
·中国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
·中国大学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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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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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大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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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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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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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外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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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处理史料?
·中国大学的现实困境
·复旦破格录取人才值得赞扬
·“五四周期率”与社会进步(未删节版)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关于梅兰芳的一条史料
·关于胡适的一条史料
·我用小视角观察历史
·李慎之编
·学者散文里的零散史料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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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

   来源:谢泳博客
   前些年,我看过一本书:《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加尔布雷思着,胡利平译,译林出版社)。这是一本了解美国社会的书,书不到十万字,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我们今天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有很多渠道,读书只是其中之一。但在了解外部世界时,我以为先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诚实的态度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保持足够的敬意,这种敬意应当发自内心,不能先存了偏见,再去看世界。如果没有偏见,就容易多看人家的好处,而不是总看人家的坏处。世界上见不到没有毛病的国家,也见不到没有缺点的民族。但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却有哪一个国家贡献多,哪一个国家贡献少的区别,所以我们要用善意的眼光看世界。
   《好社会》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它主要讲有关美国的事,但不光是说好,也说了很多不足。书中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说它有深入的分析,是因为书里没有说教,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它不强词夺理,而是用理性叙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本书一开始就说:“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最好反省。每天,报纸、无线广播或电视、书刊、有感而发甚至有时是打动人心的演说,无不针砭时弊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其它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欧洲其它国家也好反省,但都不如美国。谁也不会觉得反省有什么不好,但能做到时时反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书的内容偏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好社会”如何运作,它告诉了我们许多基本的原理和规则,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是如何对社会进步起作用的。对“好社会”中的政治制度,书中说得很少,但从它讲述经济问题时所用的逻辑,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放弃对“好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基本估价。作者在书的最后告诉人们:“在社会安全网、全民医疗保健、环境、尤其是军事势力集团等问题上的情形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好社会。有了真正的民主就可以建成,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建成好社会。”
   本书的副题是“人道的记事本”,我想也很有深意,因为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人道了。“好社会”,才谈得上有“人道的记事本”。
   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但又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现在讲民主很多,但多数讲的较为复杂,让人以为是很抽象的东西,其实民主远没有那么神秘。讲民主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但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点不同,就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多讲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总讲民主的坏处,或者说,过去知识分子喜欢讲民主的易处,而现在知识分子愿意讲民主的难处。
   要说真正对民主的了解,过去的知识分子要胜过现在的知识分子,因为那时喜欢谈论民主的知识分子,多数留学欧美,学的见的就是那一套。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在西方学过政治学的人很多。梁实秋就说过,罗隆基国文英文都不错,“他对于‘议会法’特别熟悉,用不着参看‘民权初步’,他早就知道如何主持一个议会的进行。”
   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有天然的好感,他们认为民主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现在许多知识分子,一说到民主,总是认为我们这里问题很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质差等等。在民主问题上,其实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而只有责任说它的好处。
   民主有没有坏处,那是一望而知的问题。它有坏处,但它的坏处和没有民主的坏处不是一回事。没有享受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因为那些坏处都是和好处相伴而来的,我们不说民主的好处,也就没有资格说它的坏处。
   今天一说到民主和宪政这些东西,总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出来说怪话。一说选举,马上就是贿选,一说分权,就是天下大乱等等。对于宪政在中国的历史,上世纪四十年代罗隆基就有一个看法。他说:“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总统做皇帝’,法国拿破伦第三即是前例。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龉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2卷22期)
   民主的有无,关键是诚意,对它没有发自内心的期待,自然也就不想它的好处了。民主也是一种信念,公民对民主应该有敬意,官员则应有诚意,这诚意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
   过去知识分子对民主和宪政的理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水平,不是靠知识达到的,而是靠诚意达到的。那时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前途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认民主在中国一定能生长,这是一个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要不要民主,不是民主能不能在此生长的问题,而是对民主有多大诚意的问题。对民主没有诚意,不愿意让它生长,自然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但民主,不是说的事,而是做的事,说多少都没有用。
   上世纪四十年代,张东荪就认为,我们不能说停留在农业中的中国人对民主有不迫切的需要。我们没有全体努力去推动它,却不能说中国人不认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乡下不识字的百姓,如果告诉他民主的道理,他也会明白民主比专制好。张东荪说:“所以我们不能说农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有的。我个人对于民主看法是分两种:一是把民主只认为是一个理想,一个原则。一是把它分作一种制度。制度当然是由理想而模制的,但实际上因为情形不同,不但总和理想相差,而且各地因环境而有不同的实现。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当然有种种因素与影响,现在不必细加讨论。”(《观察》第3卷第16期)
   民主是要学习和训练的,民主的初期一定有问题,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放弃训练。对民主,关键是有无诚意,要说训练,应该有近一个世纪的训练了,再难的事,有一个世纪的时间,也该有些长进了吧,况且在完全的华人地区,现在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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