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如愿以偿。毛泽东争夺到了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坐上了执政党的宝座。那么，中国该如何治理呢？共产党里没人知道。只有毛泽东，还是老一套，他又把他在井岗山上的发明创造搬出来了。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思想”不以“土地革命”的名义来表达了，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来表达。

    “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拿来的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马克思又弄不懂了，“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中国后要被 “毛泽东思想”改造，改造后就成了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早期还有另一个叫法，即“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名字是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为了迎合当时反蒋的民主派而取的。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毛泽东还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换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无论叫它“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叫“无产阶级专政”，都只是名字，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即“毛泽东思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省事了。一下子就可以制造出六亿人口的“阶级斗争”，惊天动地、波澜壮阔。

    这时的毛泽东，不再坐在井岗山，而是坐在“中央”。这时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化为“中央文件”。从此而后，他制造“阶级”、在六亿人口中进行“阶级分化”的办法是这样了：派出怀里揣着“中央文件”的工作组到各地区、各单位定成份，然后让每一个中国人记住自己的“阶级成分”。

    从今往后，每个中国人，从出生到上学、到参加工作等，在任何一件人生中与社会有关系的事上，都要填表。在表里必须明明确确地填上自己的“家庭出身”、“阶级成份”，让每一个人自报自己的“阶级”，让每一个人随时保持“阶级意识”（这一办法据说也是毛泽东在井岗山上的发明创造）。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压根连“地主”、“富农”的影子都没见过，每个人却都得在填表时重复着自己的“家庭出身”，每个人都得伴随着自己的“阶级成分”长大。谁都不懂这是回什么事，但谁都不能例外。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例外。周曾多次表示过，他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的出身的”。这种表白自己六亲不认的昏话，要是换个时代说，大概要被上辈涮耳光，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光的时代，只有这样的话才说得出口。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使六亿人时时刻刻都处于“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自己是属於哪一个“阶级”，意识到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把中国推进了五千年文明史里最黑暗、最恐怖、最疯狂的时代。

    “无产阶级专政” 比“土地革命”更具神奇的创造力。它不需要扩充裁缝从业人员，就能制造出更多的五彩缤纷的“帽子”。凡是戴上了它的“帽子”的人，都被冠以一个特殊的称呼：“专政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阶级敌人”准备的“帽子”，可以登上世界吉斯尼记录。井岗山时期的“地主”、“富农”自不必说。现在国民党被打败了，所有与国民党有关的军政人员都被冠以“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有城市里的业主都被冠以“资本家”的帽子；所有不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稍有些影响的人，在农村被冠以“恶霸”的帽子，在城市被冠以“坏分子”的帽子；所有共产党看不顺眼的知识分子被冠以“右派”的帽子；所有在海外有亲戚好友的人被冠以“里通外国”的帽子。还有许多“帽子”是专门为共产党员而订制，诸如“叛徒”、“内奸”、“工贼”、 “走资派”等等。有的“帽子”的名称相当难懂，如“修正主义份子”；有的“帽子”以人名为罪名，如“胡风份子”、“林彪份子”；有的“帽子”以数字为罪名，如“五一六份子”、“四人帮份子”。总之，千奇百怪。

    “专政对象”随着“毛泽东思想”这个怪物在中国大陆的膨胀，从“三种人”到“四类份子”、“五种人”、“九种人”，“阶级敌人”在一级级地扩大，其规模为人间所仅有。

    被定为“专政对象”的人可惨了！不死也要掉层皮！

    “无产阶级专政” 对其“专政对象”有不同的办法。在建国初期对待“反革命”的办法通常是把他们关进牢狱或一种叫劳教所的变相监狱；对待“地主”和“富农”的办法，通常是经过斗争大会以後，把他们的土地和家财在村里分掉，然後再把他们交给群众“管制”；对待“恶霸”的办法，通常是枪毙。

    以後，这些办法就被简化为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关、管、杀”。

    所谓“关”就是送进监牢或送去劳教，使他们成为失去自由的人。

    那些被关的所谓“反革命”，大多是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的人，以及一些不同意共产党革命的乡绅和国民党政府官员在农村的家属。

    其实，在中国，所有的“反革命”都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来的。这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反革命”完全不一样。“反革命”罪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因为那时真的有反革命的保皇党。而在中国，哪有什么保皇党。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组织在农村只是一个秘密社团，“国民党”是代表进步与革命的正式党团。尽管共产党宣传说，国民党是“假革命”，共产党才是“真革命”，而对於一般具有进步意识的老百姓来说，又怎么分得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特别是“三青团”，它在农村的组织形象就跟今天的共青团在农村的组织形象一样，代表着进步与文明。它吸引了许多有理想的青年去参加。本来这些人都是为了“革命”，才去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後，这些人全都莫名其妙地成了“反革命”。

    所谓“管”就是“群众管制”。这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是比“关”更为可怕的一个办法。这一办法通过给人戴帽子，宣布某某人为“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然后让他们戴着帽子生活在社会上。他们必须受到他们的单位和周围社会对他们的监视。每遇政治运动就把他们拉出来批斗。

    受到“群众管制”的人跟关在监牢里的人一样，也是失去自由的人，而他们的处境经常比在监牢里的犯人们更可怕。因为在监牢里犯人间至少是平等的，而且他们的服刑期是明确的，要他们做的也是同样的，即安心劳动改造。而受到“群众管制”的人却丝毫不能感到他与周围的人是平等的，他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有什麽事又要落到他们头上。同时，被宣布受到管制的人，被监视的对象并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包括他的所有家庭成员，无论成年已否。他们的任何受到怀疑的行为都会牵连到他们的亲戚朋友。

    所谓“杀”就是枪毙。枪毙的对象一般是“恶霸”。

    “恶霸”与“地主”并不是一回事。“恶霸”也并不是“土匪”。他们都是中国农村里土生土长的人。他们可能自己有几亩出租的土地，被划为“恶霸地主”，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土地和家财。他们之所以被划为“恶霸”，就因为这批人是当地最活跃、最有办法的一批人。他们通常识字会算，头脑灵活，关系广泛。在农村通常担任“族长”、“乡长”、“里长”以及民间会党的头领等社会职务。在中国传统的“家天下”自组织社会里，这批人是社会的支柱。

    中国共产党似乎对中国儒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形式“家族”特别敏感。“族长”一般都被戴上“恶霸”帽子而被枪毙了。一九五零年八月公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於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里又专门规定，凡是参加了“族产”管理的人，只要他的生活水平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就一律划为“地主成份”，不管有没有土地。这条规定显示了共产党对“家族”的确动用了超高规格。

    那些被枪毙了的“族长”或“族”里主事们，他们实际上大多是相当正派的人物。在中国农村里管理“公财”，组织各种集体活动，调解各方面的纠纷，训练乡勇对抗土匪，都是靠这批人。他们有时也组织家族间的械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懂理的。这批人是中国传统农村的真正支柱。正因为此，自从皇帝制度在中国确立，直至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前，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是依靠这批人去管理农村。

    在中国的传统制度里，直接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这一级。中国的乡里村社的基础组织是一种半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在这种半自治的社会组织里，乡长、里长的产生一般是由本乡老百姓向政府推荐後，由政府正式任命。因此这些乡长、里长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政府向各农户催租徵粮，另一方面又代表着本乡村的老百姓，从政府那里争取各种好处，如谎报年成不好，让本乡少出租，争取政府的各项补贴、救济等等。他们是政府和农民都十分需要的人。

    除乡里组织以外，中国传统社会里还有一种“保甲组织”。“保甲制度”是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所创立的。宋代是一个一直与辽金交战的朝代。北宋时，辽军采取骚扰战术，他们的骑兵经常袭击中原，对老百姓的村庄实行“三光政策”。出于备战的需要，王安石就发明了“保甲”政策，让各村都养马和备一些简单的兵器，同时把乡民按照一种准军事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既为国家保证了骑兵兵源，同时又能使各地农村在辽军来袭时多少有一些自卫能力。“保甲制度”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民兵制度。这一制度以後就一直沿袭下来。

    它之所以能沿袭下来，是因为“保甲组织”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组织，不给政府带来负担。这一组织历代从来没有给政府带来过什麽麻烦，反而在维护地方治安、对抗土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效果与现代中国的民兵制度完全不一样。现代中国的民兵制度完全按军队建制，它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反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共产党的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除此而外，中国农村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道会。农村的乡长、里长、族长、保长、甲长，各民间社团道会的头领们，这些人就构成了共产党在农村要枪毙的“恶霸”，尽管这些人绝大多数与共产党无冤无仇。

    他们是不该被杀的。本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这批人通过适当的引导，是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这批人喜欢主要在各富户间拉关系和自我表现，自然会得罪一些穷人。当共产党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时，所依靠的是农村的穷人里那些“对地主阶级有深仇大恨的人”。共产党以这些人为骨干，把农村中最穷的人组织成“贫农协会”。这些人一向对地主乡绅没有好感。所以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要求，把农村里形形色色的出头露面的人划为“恶霸”，“贫农协会”是一致答应的。而“贫协”的声音是当时社会上所能听到的惟一的声音。

    这批人就这样被枪毙了。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开完斗争大会就执行了。这次大屠杀在中共自己的记事簿里叫做“反霸镇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