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最早是一九二七年苏俄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所下的指令，其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此一指令的用意是向中国输出苏俄共产革命的经验。

    苏俄搞“土地革命”，那是把“农奴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一个办法。可能，“农奴制”与“集体所有制”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制度的转变，无非是把土地的主人由贵族转变为国家，对於农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农民基本上保持他们早已习惯了的集体生产方式。直到今天，苏共垮台以後，俄国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依然受到农民的抵制。许多农民仍然愿意生活在集体化的农庄里。这是由长期的传统所造成的习惯。

    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农民差不多都有少量的土地，大多数为自耕农。一部份没有土地的佃农，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是自耕农性质的。这一点我们在“天下篇”里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类似俄国十月革命前在农村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具有某种集体性质的“农奴制”，在中国并不存在。鉴於这样的事实，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苏俄顾问们都认为没有办法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

    但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并没有意识到“土地革命”实际还存在着其它用法。而毛泽东则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它是最能打破中国农村这块坚实的土地的一个突破口。一旦共产党的“革命”翻动了农村的土地，就能在农村扎下根。

    中国农民一直对土地有要求。正因为有这个要求，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纲领”里，把“平均地权”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首要任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家庭经济体的传统的“发家致富”要求的一种自然沿袭。这种自然沿袭并不是不可被改变的。条件变了，农民们的要求就会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我们在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期，农民没有土地，所以“分田到户”的要求很强烈，以後随着乡镇工业的兴起，农民们“弃农经商、兴工”的倾向又很明确。

    应该明白，传统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并没有相同之处。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不过是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来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已。

    要想翻动中国农村的土地，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暴力工具。也就是说，要有一支军队来执行这一任务。

    事情很清楚，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组织社会。土地在农村中的分配，已经自然地形成一套规则，而且整个农村社会也会自发地捍卫农村秩序。要在中国农村社会“无中生有”地制造出阶级和阶级斗争来，任何企图通过宣传和说理的方法都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靠“暴力”。

    这件事注定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抵抗，所以这支军队必须具有轻而易举地摧毁社会上任何自组织力量的武装抵抗能力。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在任何动荡的时期，“家庭经济体”都会自发地组织一些自保的武装，诸如“民团”之类。这也就是说，这支军队必须要有能力轻而易举地消灭这些“民团”（共产党称它们为“地主武装”）。

    中国共产党自从“八一”南昌起义以後，就组成了自己的军队：“红军”。

    “红军”本来是一支以反对国民党为己任的军队。共产党学着俄国人的样，把国民党军队叫做“白军”，自己的军队叫“红军”，自己的地盘叫“红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叫“白区”。这些称呼的本意，这是要与国民党针锋相对。

    然而，当时“红军”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秋天，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後的残部，走进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岗山区安营扎寨。“占山为王”，这本来是中国土匪的传统做法，不过毛泽东给这一做法取了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做“红色割据”。

    所谓“红色割据”，就是“占山为王”，说文一点，就是在大山上建立自己的政权。毛泽东从一开始崭露头角，就是一个要建立自己政权的人。这就是井岗山发出的第一个信息。

    我们再看毛泽东怎样在大山里建立自己的政权。

    毛泽东的具体做法是，在井岗山区这些国民党军队不容易来到的地方，让红军四处活动，走到一个地方，就去“打土豪、分田地”。

    这并不是一条打国民党的道路，而是一条搅乱社会秩序的道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叫“土地革命”的道路。

    由於毛泽东开始把红军用于对中国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从而就把红军的性质转变为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说转变成了实现“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自此以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一直没有能够从这条路线上走出来。

    “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共产党的“革命”需要经费，通过“打土豪”就可以获得经费。其次，通过“分田地”，就可以制造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给红军制订的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第一条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这种“缴获”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战场上的战利品，而是通过“打土豪”抢来的人民财产。这一条与传统上土匪们使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当然，在井岗山那样的穷山区，自然没有多少“土豪”可“打”。毛泽东很快意识到，“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份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的方法筹措军费。”（4）

    早期红军的经费来源全靠“打土豪”。毛泽东在井岗山上建立了他的割剧政权以後，在共产党统治区就靠税收，“土豪”则到共产党统治区以外的地方去“打”。这套方法就是，钱到外面去抢，粮从家里征。当时在井岗山上的“红色割剧政权”对农民征的土地税是百分之二十。这在中国来说，是比较重的土地税，比起中国传统的“什一税”来，重了一倍。

    至於说“分田地”，那就不是土匪的做法了，而是毛泽东自己的很独特的做法。那是一场在农村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土地革命”，其用意很深，土匪是不会懂的。

    我们来看看这场“土地革命”究竟是回什麽事？

    在行动上直接制订“制造阶级”的政策，最早大概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一九二八年中共湘南特委提出的“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後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可以说已经是相当典型的“制造阶级”的政策了。所谓“小资产”，指的是农村里的自耕农和商贩。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无非就是通过“没收”，使其丧失土地，然後再通过“派款”，使其丧失钱财。这是文明的方式，不文明的方式就是“烧抢”。

    这一政策在早期的实践中，他们经常会把村庄整个地烧掉，让全村人无家可归，做到真正无产阶级化。大概在这些共产党员的脑袋里，认为这些方法就能使农村中的自耕农和商贩变成“无产阶级”，然後就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去武装他们，强迫他们去跟共产党“干革命”。

    这种做法实在太过於粗暴，又不成系统。毛泽东认为这一政策“过左”。毛泽东自己的方法却是完全自成系统的，而且做法也稍微文雅一些。不过从本质上看，中共湘南特委的政策与毛泽东自己的政策在性质上并没有什麽差别，都是制造阶级的政策。

    毛泽东制造“阶级”的方法是：首先给人“戴帽子”，然後再叫他们去相互斗争。

    毛泽东於一九三三年十月所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一文件里，把他给出的“帽子”界定得清清楚楚。我们来看毛泽东是怎样给人戴“帽子”的。

    首先是“地主”帽子。在一般的理解里，“地主”是占有并出租土地的人。而毛泽东对“地主”的理解绝不仅於此，他的“地主”概念相当广泛。占有土地并出租者是“地主”，破产的地主也算“地主”。地主破产了，只能靠出卖一些家财和向亲友借钱过日子，而在毛泽东眼里，只要曾经作过“地主”，就算是革命的对象。乡绅和家里有人在外做官的，不管家里有没有土地出租，也算“地主”。乡绅是中国农村的土知识份子，他们“知书识礼”，在农村里有清名，就被称为“绅士”。在农村这个自组织社会里调解各种纠纷的，主要靠这批人。另外，在山区农村，如果有一户人家有一人在城里政府里做了官，总是这个家庭和这个村子引以为自豪的事，一般也是村里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而毛泽东把这些家户也统统划为“地主”。在地主家做事，如“管家”之类，靠地主的支付生活的人，只要生活达到中农水平的，也算“地主”。总之，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要求，“阶级敌人”要越多越好。

    其次是“富农”帽子。毛泽东所说的“富农”也不是像人们一般理解的，是那些农村里生活富裕的自耕农，而是指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一切生产条件相对好一些，日子过得好一些，雇得起工的农民。

    “中农”是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一切雇不起工的农民。

    “贫农”是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需要借债和为别人打些长短工才能过日子的农民。

    “工人”在当时的“苏区”，主要指的是“雇农”。他们既无土地，也无工具，完全靠给别人打工，在别人家吃饭过日子。（5）

    这个“戴帽子”的过程就是一个制造阶级的过程。你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本本份份的农民，突然有一天，共产党红军来了，在村子里住下来，然後就给每户人家戴上一顶“帽子”。本来是不存在阶级，也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平平静静的山村，突然一下子红红绿绿，每人头上都有了顶“帽子”。每顶“帽子”上都注明你是“革命的敌人”，或者是“革命的朋友”。

    这一切都由不得你选择，他们一来就给你定下来了。而且这个“帽子”是公开给人戴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办法就有点像宋代对待犯人，在他脸上刺个金印，让他一到哪里，人们就知道他是个犯人，藏也藏不了。这下子，原来没有阶级斗争的农村里制造出阶级斗争来了，人们只要看看对方头上的“帽子”，就知道自己该用什麽态度去对待对方了。

    中国农民们本来对类似的划分并不陌生。在中国农民中本来就存在着三种形态，一是“地主”，二是“自耕农”，三是“佃农”。这三类人构成了中国农民的整体。在传统上这三种形态的农民被分别称为“上、中、下三农”。不过中国传统上的这种分法，是为了使国家的税收合理化，即上农多交，中农少交，下农不交，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之间去进行斗争。而这个传统被毛泽东改造後，性质就变了。

    假如中国儒家意识形态还能站住脚的话，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本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但那个时期，从中国社会的上层看，整个社会已经西化了，民国也成立了。儒家的理念早已成为人们践踏和嘲弄的对象。只有农村里农民自发的家族组织还存在，但也是有气无力了。这种没有“士人政治”做後盾的民间的家族组织是没有力量筑起一道抗拒共产党侵蚀农村的长城的，因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以与红军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