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说过，俄国人鲍罗廷是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他既是中国国民党的大老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大老板。在他的撮合下，他让共产党员们都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了。

    这就是历史家所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让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重大事件，既不是国民党的要求，也不是共产党的要求，而是“共产国际”做出的决定。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小群激进的“五四新青年”组织起来的政党。他们很清高。在他们的眼睛里，他们谁也看不起。既看不起北方的军阀政府，也看不起南方的国民党。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中国最先进的一群，掌握着救世的真理。孙中山先生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与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政客。要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们觉得会玷污他们的名声，不是他们所愿意的。

    不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其它政党不一样，它从开始就投靠了一个外国主子。这个党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俄国人在中国的一部分。既然有了主子，就得听主子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一点当然也是它的运气：它就靠这个主子拉扯大，没吃过多少苦头。

    国民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它一开始就没有投靠外国人，没有按照外国人的指令做事的习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进行，但他从来就没有试图去找一个外国主子。他在国民党一大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那是由於感到了当时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善意。为了学习苏联，把革命搞成功，他对苏俄就讲“联”，但不要加入他们的“共产国际”。他不想认苏俄为主子，而只是想与它结成一个特殊的伙伴关系。正因为此，孙中山先生一直强调中国革命与苏俄革命的不同，苏俄制度不能搬到中国来。

    尽管中国共产党很任性，不过它的主子还是处处关心它的。当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考察以後，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组成的，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也“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而国民党是“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国革命的成功要靠国民党，所以他们要资助国民党。不过，为了关心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共产国际”就做出了让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所以，“国共合作”这场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是在“共产国际”的强迫下实现的。

    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先生见面时，向孙通报了共产国际关於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先生当时考虑到与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是必要的，就同意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由於操劳过度，孙中山先生还没有看到他的革命成功，就过早地病逝了。在他的名下，却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国民党和一个共产党。

    孙中山先生病逝後，在国民党内部，国共之间的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俄国人还是小看了中国的这批激进“新青年”组成的共产党。这群人并不傻，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加入国民党的好处。他们钻到了一个巨人的肚子里去了，在那里获得的东西是让他们自己独立去闯，可能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东西。於是，中共三大就明确地做了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

    这三条，第一条就是要国民党接受或者同意共产党的农工暴力革命的党纲，第二条是利用国民党扩大自己的组织，第三条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与国民党争夺人材。

    接着，中共的三届一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决定：所有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以秘密小组的形式，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又做出了一个“竭力赞助国民党左派，努力反对右派”的决定，以挑拨国民党内部斗争。

    本来，孙中山先生只是同意让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本意是希望共产党员能帮助国民党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不足的。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国共产党压根就没有把国民党的事业看成是他们的事业。他们加入国民党，既无诚心又无实意，只是为了到国民党内部去扩大力量，与国民党进行竞争。

    有了这样的国共合作，国民党注定要大难临头。

    国民党与共产党早期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黄埔军校里。这个学校本来是为国民党培养用于国家统一战争的军事干部的，而它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注定成了国共冲突的中心。由於大批的共产党员进入军校，他们在军校内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坚持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另一个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着唇枪舌战的口水战。

    黄埔军校的冲突并没有扩大化。那是因为当时的苏俄积极支持国民党北伐，做统一中国的准备，对共产党有所压制。鲍罗廷此时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为北伐的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装备上给予更多支持。

    这些决定当然让中国共产党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苏俄和“共产国际”是属於他们的主人，苏俄对中国的援助应该用在他们头上，不该用在国民党身上。中共中央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鲍罗廷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情绪。此信说：“俄国人的血汗亦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经费，用在这样的学校同用在一个军阀学校毫无区别，请鲍罗廷注意上述情况”。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所用的种种办法很快奏效了，共产党员攫取了国民党内部很大的权力，其势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员本身。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完全是一个由共产党员操纵的大会。大会之前，共产党预谋开除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后来由於共产党内温和派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才改为责令戴季陶等人做出反省的决定。

    通过这次大会，共产党基本上夺取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权，取得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的主要领导职务。

    这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内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民党实际上已处於生死存亡关头。这种局势自然要引起忠实於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们的强烈反弹。

    国民党内部领头出来反抗的是蒋介石。他首先强迫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里的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然後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交了他的《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的主要内容有：他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就必须明了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就不应该对孙中山本人及其三民主义加以怀疑和批评；他党党员不应充当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职务；加入国民党的他党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与各地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党部执行委员数的三分之一等等。

    本来，共产党是有力量否决这一提案的。但这一提案是在情理之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并不过分。它获得了那个苏俄大老板鲍罗廷的同意，被在共产党员占很大优势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

    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真正的国民党员。

    由於蒋介石表现出了鲜明的维持国民党的立场，不久他就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拉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的序幕。

    广州北伐军的力量与在全国各地割据的军阀势力相比，是弱小得多的。孙中山先生曾数次领导北伐，都未获得成功。这次北伐，蒋介石显示了他的才能，在战争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

    正当北伐顺利进行时，共产党又在从事扩大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的活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做出一个决定，要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也就是说，要教唆汪精卫篡位夺权。由於共产党的挑拨，致使国民党内部矛盾斗争加剧。

    这时，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在随北伐军前进的同时，不知道为了什麽目的，在北伐军取得胜利的各省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一时间，城市里到处是武装起来的人群，到处是打着红旗，带着袖套的队伍，高呼着口号走来走去。城市里工人纠察队到处设卡，盘问骚扰市民，总工会发布各种命令，农村里农村赤卫队扛着大刀长矛拉人游街，一切权力收归农会。

    －－类似的民众运动，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能看到。

    毛泽东当时到湖南农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很珍贵的史料。通过这个《报告》，我们今天还能清楚地体会到，当时的农会如何在农村到处给人戴上高帽子，用绳子拉着“游街”，到处是捆绑打骂的“暴力”，到处是毫无道理的“罚款”。毛泽东看到这一切，激动万分，大叫“好得很！好得很！”。

    本来，北伐战争只是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并不是要在战争中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更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至今不知道为了什麽目的，共产党要发动当时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

    也许是为了把北伐搞得“轰轰烈烈”；也许是在国民党北伐的同时，共产党也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及自己的力量。总之，莫名其妙。

    由於这场“民众运动”把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全打破了，整个社会处於一种无政府和暴力状态。这场运动激化了中国社会固有的一切矛盾。在南京，由於外国侨民和领事馆遭到了“暴民侵害”，英美军舰猛烈炮击南京，造成了“南京惨案”，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重大的损害。

    共产党发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不但给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凭空增加了许多麻烦和困难，同时也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被扩大到整个社会上。这时，这个冲突已经不再是国民党内部的事了。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顶着国民党内部的巨大压力，发出了“清党密令”。他的军队开始捕杀共产党员，并解散了各地的工会和农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

    这是一次血腥的政变。

    国民党从来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党，其内部的冲突与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内部在此之前曾有过多次的分裂和危机，在此之後也有过分裂和危机，甚至还出过汪精卫派叛变投日的危机，但都未用过这样血腥的手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