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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推翻了皇帝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把西方民主政治的各种机制引进中国，造成中国政治的一场大混乱。

    在这场血腥的大混乱中，最让中国人吃尽苦头的，要算是“党派政治”的引进。

    “党派政治”在中国出现于清朝垮台后。自中华民国成立，由於民主政治机制开始在中国运作，政党成了十分时髦的东西。这时，“立宪派”们组织了一个“进步党”。“革命派”合并组建了“国民党”。就连失去了权力的清廷的王公亲贵们，也组织了一个“宗社党”。此外，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党。

    在当时形成的代表着各种不同政见的政党中，最时髦的、起着主导作用的思潮是“革命思想”。而这种“革命思想”则以国民党为代表。

    国民党成立於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它是一个由各革命党人的组织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以后，从这个党中又分裂出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它在一九一九年经过改组，在党名上加上“中国”二字，成为“中国国民党”，以区别於一九一三年的国民党。我们今天讲的国民党，就是指这个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党。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党派政治”在高潮中，它只赶上了末班车。它诞生于一九二一年，是从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五四新青年”中产生出来的激进党。它以宣传苏俄革命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基本任务。早期没有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国民党可不简单，它在中国有其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後，国家陷於分裂。从政治上看，中国当时在政治上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以及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而使国家完全独立。而“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任务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和制的“民国”这一框架里进行的，因而，这两大历史任务自然就由代表着中华民国正统的国民党来承担。

    国民党完成这两项使命的历程是十分艰辛的。当时国民党依靠的是南方军阀。但南方军阀体系比北方军阀体系的组织结构要松散得多，实力也没有北方的强。所以，尽管孙中山先生在南方军阀的拥戴下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几次推动北伐，但都没有获得成功。

    一九一九年，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了。这一信息使国民党感到振奋，也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一线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

    而真正让孙中山先生受感动的，是列宁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态度。

    原来的沙皇俄国，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它在列强对中国的分割中，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自从“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宁宣布了“废除沙俄以前与中国所订立的一切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的对华宣言。这使孙中山先生对列宁和苏俄特别有好感。

    孙中山先生与列宁相比，他从事革命比列宁早，也有一个比列宁的革命思想周全详细得多的理论和方略，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没有成功，列宁的革命却成功了。这使孙中山先生感触良多。他在就列宁逝世的演说中不无感慨地说：“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

    正是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孙中山先生决定要向苏俄学习革命经验，并与苏俄结成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所签订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里，获得了最明确的表述。

    这个《宣言》声明，苏俄政府重申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对华宣言中所列举的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所占领的一切中国领土；同时声明，国民党所领导的争取国家统一和完全的国家独立的革命，可以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在这个宣言里，孙中山先生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宣言说：“孙逸仙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

    孙中山先生一直坚持着他的民族、民权主义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都不合中国国情，不能搬到中国来。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就表示他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不过他的思想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当时，马林向孙中山先生提了两点建议：

    一）改组国民党以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

    二）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首先是创办军官学校以培训革命骨干。

    孙中山先生对这些建议很表赞同。以後孙中山先生向苏俄学习，学的就是这两点：第一，按苏共的模式来建党；第二，按苏联红军的模式建一支革命军。

    自此以後，国民党开始接受苏俄的援助。与此同时，苏俄也给国民党派来了一个大老板：鲍罗廷。

    这个人是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双重身份来华的。他到中国後，为孙中山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国民党”。

    与其它政党相比，国民党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它的组合比较复杂，是一个拥护革命的人们的联合体。国民党虽然是个老党，但其组织方式还是很传统的。自从学苏俄以後，那个苏俄大老板为国民党起草了党章党纲，国民党才开始有了正式的党章党纲，并按照苏共党的模样，开始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又由中央委员开中全会，对党内大事做出决定。

    我们今天看台湾的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如此之相像，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上都是苏联输出革命的产物。

    在苏联的资助下，国民党办起了黄埔军校。这个学校是为国民党培养用于国家统一战争的军事干部用的。以黄埔军校培养的干部为骨干，组建了一支“国民革命军”，简称“国民军”。它开始的时候只是两个团，後来发展到一个军。这支军队就成为一支完全属於国民党的军队。它按照苏俄红军的样式建成，军队里设有党代表。

    “国民军”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东西，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皇帝制度下，军队是国家的。自从清朝垮台後，军队的指挥权都落到了军阀手里。这时的军队像是军阀们的私人武装，如北洋军，桂军、湘军等，政府根本指挥不动。这时组建的国民军，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国民党的军队，後来人们一般称它为“国民党军”是恰如其分的。以後成立的共产党军队也是“党军”。这两支在中国大陆进行殊死搏斗的军队，人称“国军”、“共军”。

    这件事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为什么“党争”在中国如此之可怕，因为政党在中国要想活下去的话，最终都要去抓军权，去都要去建立“党军”。

    “党军”和军阀军不同的地方在於，军阀军队支撑着的是军阀个人，而“党军”支撑着的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政党，或者说是一群人。但无论军阀军还是党军，他们支撑着的都不是国家与民族。它们都可以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只为军阀或党的利益而战。

    自从清代垮台至今，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以保卫民族为己任的国家军队。“国军”和“共军”有了“党军”的性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外国侵略者时，处处注意保存实力，结果打得一败涂地，而两党对阵时，却打得天翻地覆，搏斗殊死。

    至於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一个苏共党在中国的影子党。它在第一次党代会制订的党纲中确定了它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这些话全是抄书抄来的，没有动过脑筋。

    中国本来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国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这些话从哪里说起？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不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哪里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去推翻哪一个“资产阶级”？重建一个什么“国家”？中共党纲里的这些说法全都不着边际，跟中国的实际情况沾不上边。不过，它却充满了“推翻”、“消灭”、“没收”等字眼，显示出这个党的性格特征。

    中国的实际情况说起来也简单，就是采用什麽方法尽快使中国富强起来，从而摆脱让人欺负的现状。中国知识分子找到的方法就是“学西方”。而在“学西方”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学英日还是学美法的两条道路之争，也就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

    这种分歧已经把中国原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虽然表明了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不过其中“重建国家”这一点倒还有些意思。这一点说明了在这批人心目中，把在中国建成一个“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苏俄式国家，作为他们的最高理想。

    这可以算是中国政治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产生的第三条道路，即苏俄式道路。不过这条道路在中国就更没有根了。

    第一条道路，即“立宪派”的道路，它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第二条道路，即“革命派”的道路，它有一个反清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根；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却没有根。它的根在国外，即在“共产国际”那里，而不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