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出身，一生与苦难结了不解之缘。1965年至1974年的档案被民政局直属企业弄丢，十年的工龄不被认可；接着，1977年在连云港市民政局直属企业工作时工伤右臂被截肢；截肢后还要工作，拖着残体继续当烧窑工兼看门，可看门的工资大部被拖欠，而烧窑工工资则至今一分未领到。因工伤被瞒报，应有的待遇没有了。江苏省连云港市民政局对于佃荣被欠薪的答复是：“我们现在没钱，等有钱了补给你。”但阎王不嫌鬼瘦，于佃荣即使如此不堪，企业还要用职工入股集资的名义讹了他一千元钱，如今连利息都不给。又遭遇折迁，真是雪上加霜。三十年的上访路，下从所属企业主管部门上至国家信访办，并写了上千封的信寄有关部门。然而得到的却是被欺骗、被辱骂、被愚弄、被威胁、被殴打。今天正好在看谢泳先生《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其中有许多工人受迫害的故事，今摘录如下，让大家看看中共不但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天然仇敌，也是亿万工人、农民和子弟兵的天然仇敌。
(二)地狱中的工人和农民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上海铁路管理局有一个铁路公安战士被指为“贪污嫌疑分子”而自杀。失业工人因“失业登记”而发生的自杀事件达四起之多，有一个人是因为害怕申请登记后会追查他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沈阳电车厂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自杀了。据说因为“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真是妙不可言，工人能贪污到什么东西呢？他们居然是“基于阶级的自觉”而自杀，共产党就这样轻易地把杀人责任推掉了。重庆市仅在五反运动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中，自杀总数便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武宜三注：当年人民币面值一万元的等于后来的一元)，有的还是职员”。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发生自杀案件三十起，其中有中农十四人，地主九人。“恶霸和不法地主”可以谓之“畏罪自杀”，中农为什么也自杀呢？1955年，河南省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全省因此发生自杀事件五起。辽宁省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不到一个月，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死亡，四人未遂。“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被当作流氓；金县农民侯忠良有时酒醉骂大街，恐惧被“处理”而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六十一岁的老工人邱馨齐，因听到厂领导“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警告后，投井自杀，遗书曰：“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三)土匪及其后代的“黄金岁月”
浙江省仅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群众一百三十三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一百零九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七十四人。据省委办公厅说，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二百二十四人中雇、贫中农一百九十三人；金华专区自杀和受逼害者中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1950至1956年，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共有三百九十五起，且逐年增多。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1957年，一边在知识分子中抓右派分子，一边在工厂、农村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所谓“觧放后七年黄金岁月”、“十七年光辉成就”、“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三个代表”，通通都是无耻的谎言。因为自1949年以来，每一天都只是土匪及其后代的黄金岁月。中共的本质是掠夺，是抢劫，它从井冈山开始，先夺地主、再抢资本家，到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的土地也抢去了，把几亿农民变成农奴。工人经受了几十年低工资的野蛮剥削、残酷压榨，如今又被彻底剥夺了一切权益，被抛入绝对无产者的深谷。为了中共的独裁，仅煤矿工人每年就要死掉五六千人，他们一条命仅值二十万甚至数百元人民币。数千万农民工成为世界工厂的牺牲。因雪灾而几百万人被丢弃在冰天雪地中煎熬。还有多少于佃荣这样的工伤者，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无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们在上访路上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