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社会冤案的平反问题/言信文集.290. /维权广场

台湾的政治宽松和最终平反，并非陈水扁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从蒋经国—李登辉时期开始一步步走过来的。蒋经国先生的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注意了，人家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蒋经国时代的后期就开始了，中国大陆至今尚在“设想”之中），首先在台、澎地区解除戒严令，然后在台湾全岛开放党禁、报禁、改善了国民党的形象，并在逝世前3个月，开放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禁令。1987年8月30日，“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成立。

1988年1月13日早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宪法”规定继承“总统”。李登辉上任台湾总统后，把国民党的政治极权体制与白色恐怖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让反对国民党的人获得不同程度的赦免、平反，海外异议人士返国等，有人称之为宁静革命。同一年的9月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

四年之后的1992年，台湾李登辉政府废止了刑法100条，即所谓的“言论内乱罪”，这是直接导致数千人被枪杀、数十万人被长期监禁的法源条例。

时间又过去了五年，1997年9月26日，台湾成立《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平反的工作日程被放在了眼前，几乎每个人都看得见了。

以上这些事件按部就班的逐步发生，不仅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些重要的大事，就是对今天的中国大陆来说，这些事件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作后盾，没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解放，走出这一步步程序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宪法中的“结社自由”，那只是一张画中的大饼，充不得饥的，你只要看看今天那些年迈的前右派分子们聚会是如何的不易，被打压、被监视、被破坏、被找去谈话就知道了，中国大陆要走到台湾那样的成立《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平反促进会》的阶段，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正是由于《平反促进会》的层层努力和台湾李登辉政府的认同，第二年的1998年6月17日，台湾公布制定《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同一年9月5日，《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宣告成立，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

当然，“补偿”还不同于“赔偿”的意义。“补偿”的含义是“法外施恩”，是我对你的救济；“赔偿”则说明一切都是我的不是，错责在我这里，后果一切由我承担，这二者的意义是不同的。“补偿”只是一个折衷解决矛盾、缓和矛盾的办法。补偿范围如下：一是执行死刑者；二是执行徒刑者；三是交付感化（训）教育者；四是财产被没收者。最高的补偿金是600万台币，折合人民币150万左右。

在三年之后的2001年，根据运行《补偿条例》实践中所发现的不足，台湾又继续修订《冤狱赔偿法》，扩大赔偿范围，赔偿范围甚至扩大到流氓的阶层。到2004年9月为止，台湾依据这个条例已经受理了冤案7454件，申请人数18046人，已经接到补偿的有5984件，其中死刑是695件。

有白色恐怖，自然也会有红色恐怖或其他什么颜色的恐怖发生。1991年以后，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承接了俄罗斯政权的新政府，也开始为执掌政权长达七十多年的苏联共产党所造成的历次红色恐怖冤案进行甄别平反。1991 年10 月18 日，新上台的政府颁布议会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为俄罗斯的全面大平反拉开序幕。

几乎在同时，改变了国家性质的东欧各国也开始进行本国的平反及赔偿活动。

进行平反的不止台湾、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凡是有过极权专制统治的地方，都会有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出现，甚至是流血惨案的发生，当民主制度一旦来临的时候，平反和赔偿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谁也躲不过去。

当德国政府宣布已经完成了对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统治下无辜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赔偿之后，全世界都感到由衷的满意，同时也对德国政府的认真负责态度高度评价。

1980年5 月18日，韩国全斗焕军人政权制造的“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人重伤，730人轻伤的流血惨案。仅仅在八年之后的1988年，“5．18”光州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欠账终须要还，老帐被拉到了桌面上了。1993年，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 18”运动正名，死难者家属获得赔偿金。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法庭公审，以内乱罪被判处重刑，仅仅十八年过去，韩国从此走上了民主之路。

平反拖得时间最长的，是中世纪末期的伽利略。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由于他在1632年发表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的作品，支持和发展哥白尼的地动说，于1633年被罗马教廷圣职部判处终身监禁，后改为软禁，直至1642年去世，终年78岁。

1979年梵蒂岗教皇保罗二世宣布对这一历史判决平反，1992年10月31日，伽利略蒙冤360年后终于获得梵蒂冈教皇的平反。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0月31日在梵蒂冈说，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他对在场的教廷圣职部人员和20来名红衣主教说：“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去年是错误反右斗争过去的半个世纪——五十周年。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钦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由我陪同）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摘自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2007年的3月21日，正好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国最隆重的两会时期，60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被划为“右派”的人士，在北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当局彻底平反右派并予以赔偿。他们亦要求开放言论禁区、反思历史。联名者全是当年的右派，包括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锺沛璋、新华社前记者戴煌、中央党校理论室前副主任杜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活动召集人任众表示，在五十年漫长的痛苦煎熬后，他们不能再等待了，人生无多，历史应还他们一个公道。

这次联名上书事件出现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之际，是继山东大学教授史若平等人在济南发起同类活动，获得逾千人响应后，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彻底平反并且补偿经济以及精神损失。前右派分子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沉默、冷漠以至强迫遗忘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反右这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回避一时，迟早是要面对的。”山东联名者除了部分的右派本人之外，大多是他们的后人，因为前人多已经故去了。

但今年，2008年呢？已然死气沉沉，全无一点动静，看来，“冤沉海底”的现象还要持续下去，拖延一段历史时期。实际上，对右派分子的“改正”或平反，不是由组织部门签发一纸什么文字证明就能解决的，对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受难者应该像司法受害者那样给予国家赔偿，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还存在正义、公正，以及一个政府是否有公信度的起码标准。更可况中国大陆的《国家赔偿法》早已颁布，现在《国家物权法》也已出台，体现一个政府是否是负责任的政府，能否取信于民，做得比台湾政府更好，你还需要拿出什么来证明你呢？

我清楚记得在一篇前右派分子写的回忆录里，1979年2月间，胡耀邦这时已出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团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他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向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此时，尚在全国右派分子被“改正”的一年之前。

当年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区别对待的，原则上分为六类：对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知名人士是降职降薪，留职使用；再差一等的是下放劳动，但终有回原单位的机会（朱镕基属于这一类，但很快又被调回原机关继续工作）；第三类，主要是大学生右派的青年人是送去劳动教养；第四类是各机关集体送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戴煌、吴祖光都属于这一类）；第五类是开除公职，推到社会上去自谋生路；最严重的“极右分子”则是送进监狱判刑劳改。

到了1980年解决原右派问题的时候，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被劳改的右派分子是改正，改正后有少数恢复了原工作，大多数重新安排了工作，但不涉及到经济赔偿问题。经过法律程序，被判了刑的右派分子是平反。平反与改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像台湾的补偿与赔偿的差别一样。在中国，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待遇从来是不同的。作为以前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文革中被打倒又复出的老干部，平反后不仅全额补发了原工资，而且重新安排了好的住房，其子女也安排了很好的工作，成了后来的所谓太子党。但同样是得到平反的右派分子，却没有补发一分钱的工资。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