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冤狱横行的极权国家，而且，虽说有不少的官员被冤狱所折磨陷害，但自古以来处境最低下、最凄惨的人从来是“民”，而不是“官”。

    即使在那些最普通、最普遍的“民”里面，处境最低下、最凄惨的，是那些无法保证最基本的国民待遇的“访民”。每逢寒冬腊月，都是访民们最痛苦的日子。

    中国是一个黎民百姓有了冤狱热衷于上访，或者被迫不得不寻求上访解决的国家，在这个地球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要面对如此众多、如此持久、如此范围广大的访民。国家最高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务院，专门设置了信访局、接待站，安排了数目众多的国家公务员，专门处理访民亟待解决的冤案问题。

    依此类推，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办事机构、高法、高检、公安部等各部委机关，都设置了自己的信访接待部门，更不用说是中纪委了，各省市自治区为了不使自己地方的“家丑外扬”，专门在北京设置了“截访”的机构，安置了大量的干部和警务力量，保证抓到一个，送回一个，尽量减少本地区访民的上访事件。

    访民这边的情况既是如此，咱们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此事百姓们——及那些最普通、最普遍的“民”们，足足观察了有二十多年，在胡耀邦时期，态度尚且还是积极的；胡耀邦下台了，赵紫阳在台面上的时候，只能说“尚且维持”，但已经明显是强弩之末的阵势了。1989以后的江李、江朱执政时期，名义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实际上是各地党政官宦势力践踏民众利益，全面走向腐败，促使党群矛盾、官民矛盾大激化的十几年，大批的冤民上访，就是在这十几年间达到了惊人的顶峰。

    江李、江朱、还有以后的胡温政权，实行的是十分明显的鸵鸟政策，将头埋在中南海里，装作看不见身边急剧出现的大量访民，装作看不见社会上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

    这是一个弊端重重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要做一些坏事非常的容易，要做一些好事、或者纠正已经做下的坏事却非常的难。这个制度一旦面对不利于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局面，毫不犹豫地首先想到是转嫁到民众的身上，损害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它让数千万工人下岗，然后好顺利地变卖公有的产业给个人；它借着建开发区的名义，大量夺走农民的土地，让房地产商囤积暴富，有关干部从中受益；经济发展了，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却对这些工人、农民的受害者们没有任何的愧疚和补偿，就好像他们活该要倒霉一样。当官的利用老百姓纳税的钱——俗称民脂民膏做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到头来却走了味，变成为自己树碑立传、升官发财、耗费民财、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而中国当今最大的政绩工程，大家都知道是三峡大坝。

    面对这样一个弊端重重的社会制度，要改革、改良、改进起来却非常的难。从号称中国改革开放的1979年算起，至今已三十年过去，政治体制的改革仍停留在口头上，连在纸上画一张大饼让民众看着充饥的这点事也没有做，你还指望它能做些什么好事呢？

    一个月前，又逢六四血案来临的那个日子，这已经是血案发生过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大家都在关切地询问：六四冤屈死难者的血案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反？紧接着还有六四十年后人为造成的那场法轮功案，中国大陆现在因各种原因没有平反而积压下来的全国性冤案和局部的冤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顾不过来，也没有人去管，自胡耀邦以后尤其是这样。根据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进行分析推论说，要为六四和法轮功平反，将是一项十分艰巨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几代人不屈不挠的持续努力才行。

    我这可不是打诳语，拿话樘人家，事实就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冤案多如牛毛，而且社会越是极权、就越是昏庸残暴，造成的冤假错案也越是比比皆是。像岳飞、袁崇焕这样有幸得到统治者平反昭雪的冤案简直是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究其原因，统治者肆意践踏人命人权，视草民的命贱如蝼蚁，“朕”和官府衙门从没有错是主要的因素。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满清末期以来的近代社会，从西方那里知道了民主、平等和人权，进行了社会思想启蒙，中国的人权、民权状况这才稍好了些。

    我说的“稍好了些”，是指中国自身的情形而言的，比封建愚昧的大清帝国以前那个时代“稍好了些”，比起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还差得很远，无论在满清被推翻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一方，因极左、私心、愚昧、极权、残暴造成的冤案有多少，恐怕数也数不清。1957年的“阳谋”，在文化革命中达到了顶点，1957年那些整人的人到了1966年开始被整，有了执政党自身老干部的挨整，才会有后来文革结束后的“落实政策”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平反是那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潮流，民众中多年来的冤假错案那个时期被平反的也不在少数，他们沾什么光了？沾那个时期人家革命老干部被同时平反的光了，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打倒了那么多的革命老干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人家一点不耽搁的是先给那些领导干部们平反，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以及解放初期的胡风集团冤案、潘汉年集团冤案等等，当时的社会上凡赶上那一趟平反车的，比如右派、地主富农，你也就跟着平反了，没有赶上这趟平反车的，猴年马月你就慢慢等着吧。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这可说不好，这么说吧，什么时候又开始了第二场史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打倒了一大批革命的老干部们，他们尝尽了政治上被迫害的苦头，经济上饥寒交迫的日子，文革一结束，他们又面临着被平反昭雪，好尽快走上领导岗位，那时候，你赶上这新的一拨平反浪潮了，沾了新一拨领导干部们给自己平反的光，那是你的造化，就是这么个道理。

    话是这么说，可你也不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处处要和人家平反的革命干部们一样，人还有三六九等一说，即使是平反昭雪，只要是人不死，人家是补足所有受迫害期间欠发的工资，恢复一切原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那些摘帽平反的右派们呢，就低了一等，原有的待遇可以恢复，工资之类的就不补发了，理由嘛，国家的财政困难，国家给你摘帽平反了，你也要为国家考虑分忧嘛。至于以后国家的财政状况好转，那是以后的事情，你切不可当真、较真，不可真的要回你的赔偿，那是不可能的，再说，能活着看到平反已经是你的福分，一多半原来的右派分子都没有活着看到自己的平反。你就知足吧。

    更何况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地主富农们，活着看到自己被摘帽的，不过十分之一强一点，他们更是没有任何的补偿和待遇可言，依旧是土里刨食，贫困到死。

    即使是平反冤假错案，你也急不得，因为你不知道阻力出现在哪里，作为一党制国家，中国的事情是十分复杂的，作为一个人治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许多关节恰恰被卡在私人的手里。比如人所共知的粟裕大将，已经是人中豪杰了，但他在1958年一件不起眼的小冤案，也被卡了二十多年，据这几天的报纸上说，粟裕大将的平反被卡在了两位老帅——聂荣臻和徐向前的手里，工作无法做通，就只能被卡在那里，直到两位老帅先后去世，平反的阻力没有了，粟裕大将才算如愿以偿，得到了平反。你看，社会地位极高的人中豪杰尚且如此，老百姓们的平反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从等待时间上来看，文革中那些受到迫害的老干部们，平反应该是最快、也是最顺利的，快的前后只等待了十余年，四人帮一垮，作为“自己人”，老干部们随即被平反，走上领导岗位，有阻力的，也不过延误两三年，到时候，票子、房子、车子，一样不少。

    右派的平反等待了二十二年，当然，极少数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平反，不为别的，就为维持1957年那个“颜面”，宁可说当年的反右“扩大化”了，不可说所谓反右是无中生有、人为捏造出来的一个敌人。所以，1980年的那个右派平反，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平反，留下的尾巴什么时候去掉，只能看将来的时间和具体条件了。总之，将来社会又大踏步前进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执政党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必要重新审阅历史，对现代人做一个交待，平反的事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否则，你只有继续等待下去。

    中国大陆上地主富农们的平反，如果从1949年全国解放时算起，到1981年被最终平反，足足等待了三十二年，当时土改中那些三十来岁的青壮年，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是垂暮之年，当然，如果他们还都活着的话。那些昔日地主富农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包括土改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被镇压、被劳改、被批斗、被管制而奄奄一息，他们所承担的劳动永远是最繁重、最危险的，报酬永远是最低微、最菲薄的，即使活到了宣布被平反的1980年，也是一身伤病，垂垂老矣。

    实际上，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后，已经开始给明显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当时，为战争年代所造成的错案平反的具体操作权好像归属在谢觉哉领导的内务部，解放初期的一些年里，曾经为不少原二方面军夏曦造成的大范围冤案，比如段德昌（柳直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公开发表了《答李淑一》的时候才对外公布了他的冤案）等人，还有四方面军沈泽民、张国焘先后造成的一些冤案平了反，颁发了烈士证书和烈属证。但平反的范围和人数都小得可怜，经济补偿也微乎其微。那时所有冤案的平反，最终都需要有中央最高层的点头肯首才行，内务部只是颁发烈士证明的执行机构。

    胡耀邦当政时的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思想解放、打破以往历史禁区的带动下，应该说是一个为以往冤假错案平反的黄金时期，不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那些冤案得到了梳理，在新中国以前的那些冤假错案也有望被平反昭雪。比如，延安整风时的王实味一案，就被从理论上彻底翻了过来。还比如，1949年底发生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惨案中的许多死难者们，虽然是人家国民党干的，但共产党政府最终毫无保留的承认绝大多数的牺牲者为革命烈士，给予正名，却是在三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发生的事情。这个时间比给全国地主富农最终平反的时间还要长。这些烈士们在地下等的冤不冤？还有，福建为1931年发生的“社会民主党”一案平反，虽然时间上整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却开了一个好头，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说明有始必然有终，我想，二十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庭宣布为四百年前主张日心说的伽利略平反，其意义也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