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维权：控诉法西斯暴政！！ ！网址：http://www.boxun.com/hero/shpzw1

    郑恩宠，1950年9月出生于上海，1 968年8月一196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四连战士、副班长；1969年4月一197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边防巡逻分队战士、保管员．仓库副主任、机电科副科长、装备处副处长、机关团总支副书记，连团以上干部政治学校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马列主义经典理论教员：1979年5月一1990年，中日合作天山内衣厂合同管理员、法律顾问；1991年5月一l 993年l0月，香港日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l 993年1 1月以来在上海市工贸、精诚九江、申房、四维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业务专长：房地产、房屋买实、拆迁、治安、税务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程招投标等；2001年起被无理不预注册而剥夺律师执业权；2003年6月6日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8日被逮捕，2003年10月28日被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03年6月5日刑满出狱，但一年来一直被上海警方严密监控。在其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附加刑到期之际，记者电话采访了他。以下记者简称“记”，郑恩宠律师简称“郑”。

    记：郑律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采访您，听说自去年6月3日您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以来．这一年来您实际上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可否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郑：好的。去年6月5日，我刑满出狱走出了上海提蓝桥监狱的大门。我已经在监狱里服了三年刑，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着还要坐一年“家庭监狱”的大牢。这一年来对我的“软禁”，只有“禁”而没有“软”，每天有数量不等的警车24小时停在我家门口。比如春节以后的这几个月，一般有6名警察、12名社工24小时不停监控我全家的一切言行。楼道上、电梯间、小区门卫室以及进出小区的街道路口．都有许多探视头在监视，家庭內外不知不觉被安装了许多窃听器材，电脑网络无法使用，电话、手机24小时受到骚扰等等，全家已无私密和隐私可言，夫妻之间的亲密举动也随时可能被窃听拍摄。亲朋之间不能正常来往，上门探望的亲戚朋友随时被盘问或检查身份证件等。亲戚中也有被株连传唤的，比如我妻弟5月18号就又被他们传唤过。国保甚至跑到我女儿就读的学校去骚扰，并以女儿的前程威胁我。我在天山內衣厂工作过8年，90年时离开该厂至今已有17年了。今年春节后，有几位原单位的同事来看我，其中有一位3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们十八年没见面了，见了面自然有很多话说，他们对陈良宇为首的上海市委在2003年10月底动用媒体宣传工具抹黑我，说郑恩宠是因违反劳动纪律旷工100天被工厂除名这一虚假报道很不满!认为在此问题上，市委宣传部扮演了“造谣宣传部”的不光彩角色。但我们见面的第二天，这位老党员就被厂党支部书记找去淡话了……

    再比如半个多月前北京胡佳来访，那天一早，我就发现门口的警车增加到四辆，市局和闸北分局几个国保熟悉的面孔又出现了。9时左右市局国保魏枫突然到访，他的身份是代表政府与我沟通的人，也是起草批准我出境报告的政府官员。他问我今天要和谁见面，我说每天都有很多人想来见我。他又问今天来人是否从北京来．我说北京的朋友也很多，不知道你指哪一个。他于是自己说今天来的人叫胡佳，我们掌握的情况是你也不认识，不了解，最好不要见面，如一定要见讲话要规范，不要给他什么书面材料。我说我没有特意准备什么书面材料给他，再说了如果两人之间想要传递书面材料，除了见面之外还有100种途径，你们有些做法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后来他答应，如果我们见面讲话规范；不给书面材料，可以批准我们见面。我说到时可以请你坐在旁边监督。但后来胡佳来时，只在我家楼下待了几分钟，我们只打了个照面，胡佳就和陪同来的冯正虎一起被带走了。当天胡佳为了见我，被警察控制两次，第二次直到他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为止。中国法律从未禁止过两个自由人的见面，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是很有问题的。且这么高额的执法成本，有无向纳税人作过支出说明?经过了哪一级人大会议审批?许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到今年6月5曰，我这一年的“家庭监狱”生活应该结束了。全家是否能走出“家庭监狱”的大墙，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让事实来说话吧。我相信今日中国所设立的“家庭监狱”，我遇到的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今天我很想说的一句话是，呼吁中央政府敦促地方，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说明中国人权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 也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即将举办奥运会的东道国的国际形象。

    记：您提到的"家庭监狱”现象，很明显是违反现行法律的，您认为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严重吗?(补充：警察有没有向你说明这样执法的依据：有没有履行过正式的法律手续比如出具“监视居住”的手续？)

    郑：现在我了解到上海的家庭监狱就不止我一家，可能时间长短不同，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比如上海的一些访民，一到所谓的“敏感期”，就被带到一些旅馆、地下室等处监管起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上海的警方告诉我，目前我是上海警方宣布的第一号监控对象。类似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北京的高智晟律师是被判缓刑，但实际上是在“家庭监狱’’里服刑。还连累到他的家人，也失去了部分人身自由而成为“家庭监狱’’里的囚犯。中国的《刑法》规定：缓刑是暂缓执行实刑，也是对“罪犯”暂缓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仍然让他们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上海现在流传着一个反映当年东德如何监控、骚扰一些异议人士的光盘，而今日上海的许多做法，要超过前东德若干倍，就我亲身经历的这些，比我了解的前东德的做法只会更加流氓，无赖……他们也根本不会公开承认非法设置了“家庭监狱”。

    上个世纪30年代，“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先生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软禁了半个世纪，事实上也是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直到张学良先生90多岁以后，才解除对他的软禁允许他去美国。共产党不是曾经流血牺牲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吗?可惜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自己也用法外的“家庭监狱”限制剥夺公民的人生自由，包括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在内。比如文革中，邓小平被执政党中央宣布为第二号“走资派”，并没有被判刑，但全家不是在江西过了三年“家庭监狱”的生活吗?文革以后，胡耀邦、赵紫阳只是被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没有被法院判刑，他们是否事实上生活在；“家庭监狱”之中，被软禁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被剥夺言论、出版权利呢?这要让事实说话，让历史真相说话。鲍彤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在“六四”之后被判刑7年．出狱以后，事实上不也生活在“家庭监狱”里吗?

    在我剥权期结束，恢复政治权利的第一天，我很想向外界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尽快查清各地事实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家庭监狱”，尽快取缔这种非法治、非人道、非理性的现象。这种“家庭监狱”的现象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也应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这显然与执政党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不符。不能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记：当局如此长时间地非法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您虽然出狱但恐怕还是无法外出正常工作，这一年您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什么？日常怎样生活？

    郑：6月5曰我出狱当天，街道办事处社工给了我500元钱。一年当中监管人员向我个人提供过三顿伙食----5元标准的盒饭。除此之外，上海当局剥夺我外出找工作的权利，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妻子每月1100元的退休金。每月还得支付房贷本息3900元，物业管理费200多元等。女儿在上海一所民办学院读三年制大学专科商贸英语专业，今年暑期毕业。

    我的律师工作自2001年起被无故停业，为了自身生存和帮助上海市民维权，我的律师办公室聘请了2名律师助理和2名内勤人员，借了25万元债亏本维持日常工作。三年牢狱和出狱后的一年“家庭监狱”生活，为了女儿读书和还房贷，这几年家里又借了不少债，欠债还不知何时能还上。经济上我确实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因此打算卖房，但上海当局又设置种种障碍不让我顺利卖房。我的住房，我舍不得出售。上海和北京一些律师朋友认为，周正毅案的真相最早从这间房屋被捅出去，是陈良宇等上海帮非常恐惧的掘墓之地，若干年后，说不定这里会有纪念意义。我也希望中国将来民主化了，有一天我能重返中国律师队伍，从事我所喜爱的法律工作为民维权声张正义，到那时我希望将现在这套房改成办公室。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在进步，允许律师个人出资在家办律师事务所，家庭律师所已经在上海等地出现。

    一年来的“家庭监狱”生活，我看了不少书籍、报刊、杂志，晚上时常打开收音机收听各国的华文广播，能听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澳洲广播台、法国巴黎城市广播台、日本、俄罗斯、台湾还有香港的基督教传播福音等电台。朋友们也时常会讲一些网上的信息给我听。因为以前网线常被拉掉，现在我没有上网。

    在上海街头常有10元一本的盗版书，一些港台出版的反映内地现状和历史的书传到上海来，常常只需要几个月。出狱以后我看过在美国的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的新著《雾锁中国》，是反映大陆控制媒体情况的；流亡海外的作家郑义主编的揭露陈良宇等上海帮的《上海大风暴》；还有张戎女士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和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历史著作等。打击盗版书行动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或许中国的出版自由会经由“盗版”撕开一个裂口。

    经过这么久的反思，我想向外界坦露我的心里话：我是一个中国人，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我现在是爱国不爱党，信上帝不信马克思。今天在上海，在非官方的私下场合，至少有30％的人敢于公开表露自己的心机，但这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遵守“沉默是金”的古训，这其中的大部分人也仍然不愿向海外媒体表达。但他们在日常言行中有他们自己的信条，已经不唯上命是从。比如我的一位学生、现是某直辖市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市委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去年6月5日我出狱当天，他发来手机短信向我问候。我今日爱国不爱党，信教不信党，不等于我要走上反党、与政府对立、对抗的地步。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热爱过共产党，曾经追求过那样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我曾是少先队大队长，担任过黑龙江兵团六师后勤机关团总支副书记，曾为追求进步打过入党报告，也曾数次与入党机会擦肩而过或被我婉言谢绝。我还曾是黑龙江兵团六师机关干部政治夜校政治经济学、马列经典著作的出色教员，《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德国农民战争》、《列宁文选>、《苏共(布)党史》等，我都钻研过，现在要让我讲马列经典著作原理，上海的市委宣传部长或党校教授不一定会是我的对手。待续